第一章 初来乍到

        

　　听说这“国立武汉大学”的牌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历经动乱而不倒，现在站在它的脚下，确实有一种沧桑感。

　　我拖着行囊穿过牌坊，右手边的逸夫楼是新盖的，旁边的图书馆模样倒挺古朴，没想到武大的图书馆竟会这么小，比起那些“雄伟壮观”的现代化图书馆，简直是破烂不堪了。

　　更令我没有想到的是，武大的哲学系同样也只有巴掌大的一块地方。进门是一尊孔子像。楼道旁的公告栏上贴着本学期中国哲学研究生的课程，有《礼记》选读、中国佛教史、20世纪西方哲学史等等。

　　转了一圈，来到报到处，验明正身，缴过学费，便住进了宿舍。向各位室友打过招呼，便从包里拿出天南海北各地的特产美食，然后再狂吃海喝得一干二净。席间问到这武大有什么特别好玩的去处，说是樱花特别有名，可惜现在是秋天，只有去看看枫叶了。

　　告诉我这些的是个特别秀气的男孩，皮肤白皙，鹅蛋脸，丹凤眼，还有些稚气，活脱脱一个大美人儿，蓬松的长发有些染过，不像是哲学系的，倒像是搞艺术的。大美人儿名叫小勉，本科是在武大读的，我很快便与他混得烂熟。

　　西哲的课是这样，德国古典哲学、康德三大批判什么的是必修的，授课工作由赵林、彭富春等老师担任，此外每个周末还有邓晓芒老师和郭齐勇院长的选修课，这段时间邓老师讲的专题是《判断力批判》，郭老师讲的专题是宋明理学以及熊十力。课外，我们还会找许多相关的书籍来读。

　　德国古典哲学史用的是杨祖陶先生写的书，另外还有张祥龙先生的讲义作为参考。张祥龙先生做学问有一个最大的特点，他人所无，就是无处不在的联系思维，这既是一个优点，也是一个缺点，缺点是他也会沿着“想当然”的路子由实用主义自然而然地联想到“黑猫白猫”，优点是他可以运用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这也是实用主义的精髓了）揭示出别人看不到的一些东西来，并且都很在点。例如他引用皮尔士的话来指出实用主义与唯理主义的根本区别：“有的哲学家提议哲学应起始于怀疑一切……在这些人眼中怀疑就像撒谎那般容易，另有些人主张我们应该从观察最初的感觉印象开始，这种人忘了知觉本身正是复杂的认知过程的结果（现象学思路！），事实上，你只可能从一种思想状态出发……在这种状态中，你早已拥有了一大堆既成的知识，一大堆你根本不能怀疑的知识，当你摆脱一切既定的知识后，你也就丧失了获得任何知识的可能性。其实，真正与你打交道的只有你的生活经历，你的怀疑和信念，而生活经历又不断把新的信念强加给你，并使你对旧的信念产生怀疑。”（此处，张教授还不忘对胡适之来一通奚落：“胡适却讲：‘宁可疑而过，不可信而过。’就此而言，胡适岂是实用主义者？”）张祥龙先生对此解析道：“理性主义者、经验主义者、实证主义者们似乎都相信最真实的认知是有一个理想条件的，是在一种尽量远离生活‘习惯’干扰的、更纯粹、更透明的主客关系和状态中进行的……而皮尔士真正要采取的是一种不离日常人生的‘信念’……如果没有作为思想习惯的信念（往往是某种偏见），任何认知就不可能开始。但如果你完全顺从这习惯，不对将来的怀疑开放，那也不是实用主义的态度……因此，思想的‘真’与‘假’就不是指与一个外在的绝对客观事实的‘符合’与否，而是与信念（即还能操作和行动自如的思想习惯）和怀疑（缺少了这种完全自足，信念的解体状态）直接相关的（言外之意，真与假不是截然两分和完全对立的，而是可以并经常相互转化的，能够行得通就意味真，行不通就意味假）”皮尔士写道：“倘若你说：真和假是不能用怀疑和信念来定义的，那么你就是在谈论某些你不能对其存在有任何认知的实体……真理仅仅是想达到的一种不被任何怀疑所动摇的信念……真不是一个与某种不变的参照物、终极实体发生关系的问题，而只是与人的生存能力、问题与问法的解决相关的过程，任何真理永是可错的，可错论是无法避免的。”我不禁想到了最近在瑞士和法国边境建成的超级粒子对撞机，其首要任务是从撞击所产生的数百万粒子中找到由英国物理学家希格斯在44年前所预言的希格斯玻色子的存在，在他的理论中，正是这种粒子使得夸克和轻子产生了质量，回想一下，也就是在并不久远的过去吧，人们还一直认为原子便是构成物质最小的单位了，后来随着实验技术的突飞猛进，人们又发现了更小的夸克和轻子，然而这并不一定就是终点，霍金就拿出100美元打赌说这项实验并不会找到假设中的“上帝粒子”，反而只会证明我们的理论存在错误，这也就是实用主义的精神了吧。

　　在读到解析实用主义与实证主义的本质区别时，使我感到“实践检验真理”这句话应该是实证主义，因为这句话里的“真理”可以被认为自在是真的，实践只是“检验”，“让它显露出来，让它被认可”，“人们平日讲实用主义是‘因为有用所以真’，看来有些偏，因为它也讲‘因为真所以有用’，‘真是善的一种’，因为这种真观念使人生快乐，产生实效，所以，我们应当相信它，‘任何观念，只要能够证明自己从信仰上说是好的，而且从一些确定的、明显的理由说也是好的，那就被称为是真的。’这里，认识论与伦理学被打通了。”真正实用主义的态度应该是将经验放在一个流动的过程中去考察、修正，对此，杜威做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张祥龙先生说可以联系海德格尔的“上手状态”来理解，杜威讲：“一个记笔记的人，当铅笔好使的时候，并不感觉到铅笔对纸或手的压力，铅笔发挥的作用只是激起灵活有效的调度……如果铅笔头断了或秃了，写字的习惯不能顺利地发挥，那就产生了一种意识冲击：感觉到出了事情，有点不对头，这个情绪上的变化所发挥的作用是激起活动中的一种必要的改变，这人看铅笔，把它削尖，或者从口袋里取出另外一支铅笔，这个感觉乃是重新调节行为的关键，它标志着原先的写字常规发生中断，另外的某种活动方式正在开始……感觉并不是认识的一部分……感觉激起了、惹起了、挑起了一种研究活动，这种活动最后必将导到认识”。张祥龙先生分析道：“这样就不会将洛克、休谟讲的‘观念’、‘印象’当作真正属于经验的东西，也不再需要康德式的先天概念和范畴来综合所谓经验材料了。”杜威讲：“经验本身就包含着联系与组织的原则，这些经验不因为属于生活和实践，不属于认识论而降低价值……生命体的生活和经验绝不可能寄托在刹那生灭的、原子式的、孤立的感觉上，它的活动与环境、与过去未来的事件是关联者的。”正是“联系”这一点使得实用主义与实证主义有着根本的不通，“说到底，原本的、主客分裂之前的经验与自然是无法彼此分开的”；“实用主义不同于实证主义之处本来就应该在于：它更看重原始的、流动的境遇中的经验，而不只是实验室里的经验。”

　　实际上，胡塞尔在《危机》里也有意无意地表达出作为方法论意义上的实用主义的基本思路来：“当然，在实际测量直观的经验材料时所获得的量值不免是经验的和不精确的。但是测量的技艺本身也是一种步步推进测量的‘精确性’的技艺。它不是一种运用一成不变的方法的一成不变的技艺，而是一种自身包含着通过新技术手段（如测量仪器）的发明不断完善自己的方法的技艺。通过把纯数学跟作为它们的应用领域的世界相结合，这种‘一再不断’就获得一种‘以至无穷’的数学意义，于是可以说，任何测量都获得一种向永远不能最终达到的有关的理念极标，即向有关的数学上的理念存有，或说得更确切些，向属于它们的数的构造不断趋近的意义”；“它之所以奇特，因为它尽管被证实，但仍然是并将永远是假设；对它的证实是一个无限的证实的过程。无穷无尽的假设和无穷无尽的证实就是自然科学的特有本质，就是它的先天存有方式。”

　　当然，胡塞尔的最终归宿还是如此：“伽利略没有回过头来探问原初的意义给予的成就，这是一个致命的疏忽。这一成就是在原初的一切理论的和实践的生活——直接地被直观的世界——的基础上所取得的理念化的成就，它导致产生几何的理想构型……现在已没有活生生的体验了，人们更不对从内部实现精确性的意义的方法作理论的反思。仿佛，几何学以其自己直接自明的先天的‘直觉’和借助于这种直觉来操作的思想创造出自我完备的绝对真理，并且这样的真理——‘不言自喻地’——能够毫不费力地被应用。这种不言自喻乃是一种幻想……”

　　几天来一直在思考“幻想”这个词。是啊，幻想！正如莫迪阿诺在《暗店街》里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的人生在他人那里只不过是一种偶然记忆起来的背景，好像萨特在《存在与虚无》里所描绘的那个小酒馆的场景。

　　这正是当今科学以及大众文化的幻想。

　　或者说对于人的意义的追问的一种中止判断。

　　文化工业给一切事物都贴上了相同的标签。广播、报纸、电影和电视制造了一个系统，为了对它们所精心生产出来的废品进行评价，真理被转化成了官方意识形态。一个人只要有了闲暇时间，就不得不接受文化制造商提供给他的产品。不但颠来倒去的流行歌曲、电影明星和肥皂剧具有僵化不变的模式，而且娱乐本身的特定内容也是从这里产生出来的，它的变化也不过是表面上的变化。只要电影一开演，结局会怎样，谁会得到赞赏，谁会受到谴责，这一切就都已经清清楚楚了。电影和电视远远超过了幻想的戏剧，对观众来说，它没有留下任何思考的空间，电影和电视画面强迫人们相信真实的历史世界就是银幕上所呈现出来的那个样子。今天，文化与娱乐的结合导致了文化的腐化，复制现象的出现，就足以证明这种情形：电视图像就是一种复制，电台的录音也同样是一种复制。人也可以复制（不是指克隆）。在观众们的注目之下，超女快男们强烈地感觉到一种实现自己与观众之间的天壤之别的可能性。不过，只有一个女孩子才能赢得幸运彩票，只有一个男孩才能获得奖金，所有人都有同样的机会，每个人都可以代替其他人，成为那唯一的一个，正因为如此，他才具有人的特性：他是可以相互转变的，是一个复制品。作为一个单独存有的人，他是完全无价值和无意义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当他丧失了相似性以后，才会发觉确实如此。尽管人们还恪守着成功的原则，然而追求成功的内在结构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们强调的已经不再是通过艰苦奋斗而获得成功，而是要抽中彩票。恰恰是在文化繁荣时期，文化工业为消费者所提供的却是那些早已丧失掉其深刻内容的产品，为了维护自己的声誉，它也只能为那些经常赶场的电影观众炮制出各种文化垃圾。它让所有人都感到很欣慰。在文化工业中，个性就是一种幻象，这不仅仅是因为生产方式已经被标准化。个人只有与普遍性完全达成一致，他才能得到容忍，才是没有问题的。虚假的个性就是流行。个性化的每一次进步，都是以牺牲个性为代价的，尽管它是以个性的名义发展起来的。将廉价的东西偶像化，也就是将普通人英雄化。因此，消费者可以像挑选商品一样，在一大堆偶像（或者艺术作品的社会等级——经常被误解为艺术地位）中间进行挑选。在生命垂危之际，贝多芬愤怒地撇开司各特的小说，大声嚷道：“为什么这家伙写作只是为了赚钱？”然而与此同时，贝多芬其实也是一个老练的生意人，他曾把自己最后一部四重奏扔掉，因为市场坚决不接受这部作品。只有市场是绝对可靠的。在文化商品中，所谓的使用价值已经为交换价值所替代，任何客体都不具有内在的价值，它只有通过交换才能获得价值。于是在人们欣赏艺术作品的地方，到处都充满了走马观花的知识，沽名钓誉者取代了鉴赏家。因此，当艺术成为像工业产品那样可以买卖、可以交换的商品时，艺术便得到了最终实现。启蒙运动将人们从恐惧的深渊中挽救出来，可这种情绪很快就变成了狂热。

              

              

第二章 第一次枫林漫步

        

　　这一天，闲来无事，到处溜溜，走着走着不经意间就走到了枫林，虽然还不是深秋，但红叶已醇，捧出一本书，细细咀嚼。那是本《尤金-奥尼尔文集》，正在看的是《榆树下的欲望》第二幕第二场：“那时候这儿什么也没有，只有一片石头地。当我接管了这块地的时候，老乡们都在笑我，他们不懂得我。可是我懂。当你能从这块石头里种出庄稼来，上帝就和你同在！他们没有力量做到这一点！他们以为上帝就是那么好说话的。但他们没笑多久。有的死在这里，有的到西部也死了。他们都在地下了――就是因为跟上了一个好说话的上帝。哼，上帝可不是这么好说话的。（慢慢地摇了摇头）我可变成一个很刻苦的人。老乡们老是说：他是个刻苦的人，倒好像刻苦是桩缺德的事情似的！所以最后我回答他们：好吧，那么你们等着瞧吧！（突然）可是，有一次我也向软弱屈服了。那是我来到这里两年以后。我真的软弱了――失望了――地上有那么多的石头，许许多多的人都离开了，因为艰苦，放弃了，到西部去了。我也加入了他们。我们坐着车走啊走啊。我们来到广阔的草原，一望无际的草原，那儿的泥土乌黑乌黑的，象金子一样贵重。那儿一块石头都没有，生活真容易。你只要犁犁地，撒下种子，然后坐下来，抽抽烟袋，看着庄稼长起来好了。我原本可以成为一个富人的――可是我心理有个东西在拦着我――上帝的声音在说：这儿对你毫无价值，你还是回家去吧！我害怕这声音，于是就回家了，把我在那里的产权给了要它的人……上帝是严厉的，不是那么好说话的！上帝是在石头上――在磐石上建立起圣殿的――根基立在磐石上，我就在它里面！这是神对彼得说的！（重重地叹息――停顿）石头！我把石头从地里捡起来，垒成高墙。在这墙上你可以看到我一生中的那些岁月，每天垒一块石头，上上下下地翻山越岭，把属于我的土地用栅栏围起来，这样我就从无到有――遵循上帝的意志，就像他的仆人一样。”美国的第一批创业者都是典型的清教徒，当然也正如马克思·韦伯所指出的，资产者所具有的双重性同样在这一幕里显露无遗：“如果我能够活下去，我就无尽期地活下去！只要我办得到，在我临死的时候，我会放上一把火，看着它烧掉——这房子，这儿的每一个麦穗，每一颗树，直到最后一根草！我会坐着，看着一切都随我死掉，没有人能占有曾经属于我的东西，我用血和汗从一无所有中开辟出来的东西！”

　　这一幕的最后还有以前记的一条旁批：“《马太福音》第六章积财于天：‘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帛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来挖窟窿来偷；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不知道当时是以怎样的一种心情写下这句话的。时过境迁，如今也无法再知道了。令人奇怪的是，别人到这里来不是背外语单词，就是背背唐诗宋词，小勉却偏偏拿着本《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来读：“实践理性，它最完美的发展，是在斯多葛派智者身上作为理想表达出来的东西。斯多葛伦理的目的就是幸福：‘美德的整个目的就是有幸福。’只有和人的天性相称的才是美德，犹如只有动物冲动的满足才和动物的天性相称一样。不过斯多葛派的伦理学指出了幸福只有在心神的平和与恬静中才可确实获得，而这平和宁静又只有通过德行才能达到。人们已经看清楚，困苦、忧伤并不直接而必然地来自‘无所有’，而是因为‘欲有所有’而仍‘不得有’才产生的，所以这‘欲有所有’才是‘无所有’成为困苦而产生伤痛的唯一条件，使我们动心而难受的，既不是人所共有的，不得而免的诸恶，也不是无从获致的诸善，而只是在可以躲避的和可以获致的两者之间几微的或多或少而已。但是，既要生活而又不痛苦，那根本就是十足的矛盾。消除痛苦的不断努力除了改变痛苦的形态外，再也作不出什么。如果消除了这一形态的痛苦，立刻就有千百种其他形态的痛苦接踵而来，如性欲、狂热的爱情、嫉妒、仇恨、恐惧、名誉、财富、疾病等等，最后，痛苦又会穿上无名烦劳和空虚无聊那件令人生愁的灰色褂子而来，于是又得想办法来消除空虚无聊，即令后来又把无聊撵走了，与此同时又很难不让痛苦在前述那些形态中卷土重来。任何人生都是在痛苦与空虚无聊之间抛来掷去的。因此，我们既无须探讨生前的过去，也无须探讨死后的将来，更应该做的倒是我们要把现在当作意志在其中显现的唯一形式来认识。现在不会从意志那里溜掉，意志当然也不会从现在那里溜掉。因此，要是如此这般的生命就满足了一个人，要是这个人在任何场合都肯定生命，他也就可以有信心把生命看作是无穷无尽的而把死亡的恐惧当作一种幻觉驱逐掉；反过来谁要是被迫于生活的重负，谁要是痛恨生活的烦恼困苦，尤其是痛恨恰好落在他头上使他不想再继续忍受的苦命，他就不要想在死亡中指望得到解放，黑暗阴森的地府之所以能够引诱他，是以骗人的假象把阴间当作停泊的无风港。在这里，自杀行为在我们看来是一种徒劳的，因而也是傻瓜的行为。”小勉同学不会这么特立独行吧？我心里道。“你喜欢什么音乐？”小勉拍拍我的肩膀，取下耳麦递给我，“听听这个。”“是《赋格的艺术》？”“原来你也听古典。”“超喜欢Bach。这个应该是尼科拉耶娃的版本吧。”“不错不错。”“其实我也听摇滚和new age。”“哦？你真是兴趣广泛啊！”“过奖，过奖。”“奥尼尔？博尔赫斯不是说他的戏剧只能看，不能读吗？”“为什么？”“你读过，不对，是看过《大神布朗》就知道了。”“哦，你指的是面具的使用只有在舞台上表演出来才会有相应的效果？”“嗯，这部戏除了面具以外，轮回也是一个重要的主题。”

　　起风了，地上的红叶被卷到空中，停滞片刻，随即凝固住，被沉下去的太阳吸入了地平线。

　　好冷，想吃火锅。那谁请客呢？AA制吧？“这回你请，下回我请。”小勉的解决方案着实干脆。

　　“老板，来锅养生锅底，一半辣的，一半不辣。”

　　“好勒。”

　　点些什么菜好呢？肥牛、羊肉、土豆、金针菇、粉条，余下的让小勉去点吧。

　　“你知道罗鹏飞同学吗？”

　　“隔壁寝室的？怎么了？”

　　“呵呵，他考三级连考了五次，终于给考过了，并且逢人便说，显得很得意的样子。”

　　“唉，这有什么，我知道一位老兄，真是孜孜不倦，四级一共考了六次，还是没过，听说下次他还准备再考，一般说来，考了六次的人，当他第七次发起冲击的时候一定会考虑买答案的事，就像中国男足第七次向世界杯发起冲击的时候，一定会大搞抽签外交，可这位老兄还真是单纯得可怕，非要凭一己之力过关不可。”

　　“真是佩服他们的精神。我不明白，在一个绝大多数人都说汉语的国家，英语水平真的就那么重要吗？难道我没有四级证书，没有学位证书，我不作弊，我就真的竞争不过别人吗？是不是再没有第二条道路可走了呢？是不是不考四级也能成功呢？一个具有汉语天赋的人，在一个通行汉语的国家，使用汉语进行写作是不是能够获得成功呢？”

　　“我只去考过一次，人家说，你弄个耳机作弊吧，当时我对自己的英文水平还蛮自信的，回答说，我这种实力还用得着花几千块钱买答案吗？结果，完形填空还没做完便打了铃。没办法，过去做惯了好学生，连作弊也不会，将来毕业的时候肯定就是我失业的时候。”

　　“世界上已经没有人了。只有职业。”

　　“怎么听着这么耳熟？这话是谁说的？”

　　“穆齐尔。”

　　“哪个穆齐尔？”

　　“写《没有个性的人》的。”

　　“原来是他。”

　　“水开了。往里面放了。”

　　“放吧放吧，不过我只吃不辣的这一边。”

　　“随你。反正今天你请客。”

              

              

第三章 夜话

        

　　入夜，在温暖的寝室泡杯咖啡，读书。

　　“喝太多咖啡可不好哦”，大虫提醒我道，“巴尔扎克就是喝得太多，结果人们发现他的骨头已经全被熏黑。”

　　“哦，知道了。”我应道。

　　“宋博士，又躲在被窝里偷看黄色小说？”大虫说的这位“宋博士”，在食色方面可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

　　“去你的”，宋博士露出半个脑袋来，“哈利，你说说，如果把胡塞尔一生的思想分作本质直观与现象学还原两大阶段的话，《逻辑研究》无疑是前一阶段的头一个集中表述。为了把纯粹逻辑学从心理主义的阴影中拯救出来，胡塞尔将这部书的第一部分用来对心理主义进行反驳。是这样的吗？”

　　我答道：“是的。通常，反对者们说，心理学考察的是思维的自然规律，逻辑学考察的是思维的规范规律，因此心理学以偶然性为基础，逻辑学以必然性为前提。心理主义者回击道，没有思维就没有认识，另外，由于逻辑规范对周延性的追求，必然将其自身也作为检验对象，于是陷入循环论证。面对危机，胡塞尔反驳了这种观点。我们看这个等式：a b=b a，这是一个自明的数学规律，诚然，要在直观中论证这个规律，就得将所有的可能性都列举出来，这显然是无法办到的。如果我们说：‘两个数的排列顺序与他们的和无关。’这就是一个实际的规则而不是一个理论规律了，即使它的来源并不规范，但由于某种其内部的优越性，仍可充分信任其有效性。”

　　“本质直观？是否可以从非经验的、非此在把握性的直观出发，更确切地说是从‘纯臆构’的直观出发去本原地把握一个本质本身呢？例如，我想要理解5这个概念，我可以直观一只手的手指，也可以逐一掰齐五个手指头，也可以在马路边数路过的车，或者以无数其他的方式从一数到五，我还可以在脑海中想象出一个5的概念来。”

　　“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还没有得到澄清，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里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我记得在第一部分28、29条，只不过他举的例子是‘2’与核桃。我们对儿童伸出五根手指，说‘这是5’，儿童可能会把我们的意思错误地理解为‘5’这个词所对应的实指是手或别的什么东西。维特根斯坦说也许我们应该这样说：‘这个数叫做……’但维特根斯坦说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首先澄清‘数’这个词，而为了澄清‘数’这个词，我们又必须澄清其他的词。另外，儿童要理解‘5’，是不是必须先理解‘1’、‘2’、‘3’、‘4’呢？等一下”，我将《哲学研究》从书架上取下来，“《哲学研究》第九部分9说：‘……同对石块、石柱等词的实指施教相类似的对数词的实指施教，所教的数词不是用来点数的数词，而是用来指一眼便能看清的对象组的数词。儿童们就是以这种方式学会最初的五、六个基数词的使用的……’那么，儿童理解‘10000’时还需要借助于直观和想象吗？回忆一下小学算术课上老师是怎么教我们理解‘10000’的？她是不是这样说的：‘十个十是一百，十个一百是一千，十个一千就是一万。’由此可见，直观实际上是一种观念直观。”

　　“我知道胡塞尔在后期有一个现象学转向。它受到笛卡尔怀疑论的启发，但最终又澄清了这种怀疑论的谬误。我们给‘上帝是公正的’这个判断加上括号，这个命题不是必然的——有些人不学无术、胸无点墨，却能开上宝马，住上小洋楼——而是在康德实践理性的意义上是有效的，胡塞尔则将悬搁的范围扩大到全体——如果整个世界包括我们自己以及所有的思维都被排除，那么还剩下一些什么呢？‘我思’吗？”

　　“是的。意识在其自身之中具有特有的存在，整个特有的存在在其绝对的固有本质中并不受到现象学的排斥。人们不能用符号或图像来代替知觉，所有真实地被给予的事物也可能是不存在的，但真实地被给予的体验却不可能不存在。”

　　“内在知觉的无疑性，超越知觉的可疑性。”

　　“如果我们现在接受包含在每个事物超越的本质之中的虚无的可能性，那么就会很明显，意识的存在，每个体验流的存在尽管必然会受到对世界毁灭的改变，但它特有的生存却未受到触动。所以，内在的存在无疑是在绝对存在意义上的存在，它原则上不依赖于其他事物便可生存。另一方面，超越的‘事物’的世界则完全依赖于意识，这意识不是指从逻辑上想象的意识，而是现实的意识。”

　　“也就是说，先验现象学并不否认我们所处的世界的真实存在——如柏克莱那般——而只是取消了对实在现实的背谬解释，即与实在现实固有的明确意义相矛盾的解释。因为任何实在只有从‘我思’出发才是可能的。”

　　“完全正确。”

　　“嗨，要熄灯了，早点睡吧。”小勉在一旁道。

　　“你真像个姑娘。”大虫咬着个苹果道。

              

              

第四章 德国古典哲学

        

　　第二天一早，匆匆忙忙吃过早餐，便赶去上课。今天讲的题目是“德国古典哲学总论”。

　　“一部哲学史，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是有一条很明晰的线索把它们各自串联起来的。在巴门尼德那里，是不区分心灵和对象，主体和客体的，柏拉图的理念说则是一种很简单朴素的认识，并没有很强烈地意识到两者的本质不同，可任何人都可以发现精神与物质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东西，这种明确的区分直到笛卡尔那里才得以实现，可是笛卡尔只偏袒其中一方，独断论必然导致怀疑论，康德为了调和二者，创建了他的先验体系。在康德之后，出现了许多攻击甚至否定这种体系的学说，它们尽管各说各话，但火力点最为集中的还是康德的实践哲学体系。例如费希特就认为康德的调和体系只是将两种不可能调和的敌对体系的碎片结合为一个怪模怪样的‘混合体’，他指出，如果人们不想陷入互相矛盾的境地的话，就只能在唯物论和唯心论之间选择一个，费希特还认为，人们是选择唯物论还是选择唯心论，其根据不是‘理性’，而完全取决于人的气质，他把人分为两种：一种人还没有或者还不能提高到意识他们的自由与绝对独立性的程度，因此他的自我离不开物的支撑，所以就选择唯物论，另一种人则意识到了自己的自由和独立性，因此他无须外物来支撑他的自我，所以就选择唯心论。但他之所以选择了唯心论，也还有理论上的理由，他认为唯物论既以物自体为解释经验的第一原动力，所以它的对象就是物自体，但物自体本身则是理智抽象出来的产物，在意识中是不能指示出来的，因此我们没有权利肯定它的存在。因此物自体是‘完全没有实在性’的，是‘纯粹的虚构’，是‘无价值的东西’。费希特的这种理论是一种典型的柏克莱主义，它的‘对象实际上是作为一个实在的东西出现在意识里的，但不是作为一个物自体，而是作为自我自身’。接着，谢林开始了向斯宾诺莎的回复。谢林认为，‘我外有一自在之物作为第一推动力’这一唯物主义观点是人的一种天生的偏见，因为它不是以推论为基础的，所以不可能有任何有效的证明，那么，能否像费希特那样以自我为根据呢？谢林认为，这也是不行的。费希特认为非我为无意识的自我所创造，依赖于自我，谢林指出，无意识的自我就不是自我了，况且科学、经验的前提在于我们的表象与独立不依的事物绝对一致地符合，以致我们所认识的事物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对之所表象的那个样子，而在费希特那里非我是从自我里面产生出来的，根本就谈不上它们的同一问题。照谢林看来，为了得到真理与理论的确定性，客体与表象，表象与客体必须‘绝对的同一’，也即‘绝对的无差别’。于是，黑格尔的时代自然而然地到来了。黑格尔认为谢林所谓的‘绝对的无差别’是很可笑的，因为世界充满了矛盾，康德将知性与理性区分开是对的，但我们并不是在有限之外去认识无限，而是通过有限、扬弃有限去认识无限，康德发现了矛盾，但却‘仅停滞在物自体不可知的消极结果里，而没有进一步达到对于理性矛盾的真正积极的意义的知识。理性矛盾的真正积极的意义，在于认识一切现实之物都包含有相反的规定于自身。因此认识甚或把握一个对象，正在于意识到这个对象作为相反的规定之具体的统一。’由于黑格尔放弃了康德的调和态度，企图用‘暴力手段’将事实上的矛盾统一到一起，这个矛盾重重的‘统一体’很快便解体了。黑格尔之后便是费尔巴哈和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看来，康德承认自在之物是真实的物，即离开人而存在的自在世界和被我们思维的客体，这无疑是正确的，他的错误则在于自相矛盾地否认自在之物的客观物质性，把它看作是单纯的思想物，这就向唯心主义作了不可饶恕的让步。同时，康德承认感性对象、经验的对象才是现实的对象，才是我们思维的唯一材料，这无疑是正确的，他的错误则在于自相矛盾地否认感性对象是真理，而把它看作是单纯的现象、没有本质的感性实在。在费尔巴哈看来，感性、现实性、真理性应是同一个意义，感性世界就是无可争辩的客观真理，客观真理就是自在的、离开我们而存在的世界，客观事物和思想中的事物的这种差别是合理的差别，并不会形成它们之间的真正的矛盾。”老师讲到这里，喝了一口水，接着道：“有同学想发言吗？好，小勉同学，你来说说。”

　　小勉站起身来，说道：“我们看到，无论是费希特所谓的‘怪模怪样的混合体’，还是谢林所谓的‘人天生的偏见’，还是黑格尔所谓的‘不可知的消极结果’，还是费尔巴哈所谓的‘向唯心主义做了不可饶恕的让步’，他们所攻击的，都是同样一个东西，即上帝是否存在，人类认识的限度。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说，他们无疑都是正确的，没有一个科学理论支持哪里存在着一个什么高高在上的上帝，不论这个‘上帝’只是一个隐喻还是别的什么东西，但是，他们全部都忽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即人有认识自己的需要和认识自然的需要，这和食欲性欲一样都是人的自然本能，和这些需要一样，人还有审美的需要和宗教的需要。宗教的需要和知识的需要并不矛盾，就像明知道自己逃不过死亡的命运，还是不相信自己有一天会死去一样，这就是人的心灵的复杂性，康德所做的，正是为这样一种出于人类心灵复杂性的需要留出的一块自耕地，并不是什么‘不可知论’。正如马克思所言，任何问题都必须放到历史的流动的背景中去理解，之所以有这么一大堆人对康德抱有不满，说白了，是因为当时欧洲的宗教的腐朽堕落使人们产生了一定的厌烦情绪和反抗情绪，而我们当今中国的情况却恰好相反，我们正是缺少了这样一种向善的原动力作支撑，大概这就是王国维所谓的‘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吧，选择哪种哲学也是一种时代和自我的要求。”

　　老师微笑着点点头道：“很好。思路清晰，论据充分。还有同学要发言吗？”

              

              

第五章 重阳节

        

　　课后。

　　“今天你可真厉害呀”，大虫走上前来，拍拍小勉的肩膀道。

　　“哪里哪里。贻笑大方了。”

　　大虫鼻子一横：“好就是好，干嘛要谦虚？”

　　“下午到哪里去玩？”我赶紧转移话题，“东湖怎么样？”

　　“好哇好哇”，大虫跳起来，“老早就想去的，可一直都没有时间。”

　　“那就这么决定了，各位早点吃饭，中午休息一会儿，两点钟咱就出发。”

　　其实武汉东湖的面积是杭州西湖的好几倍，只是历代宣传得太少，名气自然也就没有西湖大了。

　　正值重阳佳节，古有登山望远之习俗，我们几个人却偏偏泛起舟来。

　　湖面上，秋风吹皱起一层涟漪。

　　“看了大概是好些年前的一个演讲视频”，宋博士道。

　　“什么演讲。”我问。

　　“浙大化学系的教授郑强”，宋博士说，“我非常赞同郑强教授关于中国教育摧残独立思考能力、男孩子小的时候不应该让女生管、社会心理的虚伪浮躁、向权势折腰，以及必须向日本人学习的观点。”

　　大虫道：“这个视频我也看过。就像郑教授说的，必须有一个包容的，可以听取各个方面不同声音的心态。遗憾的是，在整个讲演的过程中，我只听到了掌声，不要说嘘声，连一点点的质疑声都没有，郑教授的讲演仍然是一言堂。”

　　“我非常钦佩郑教授的一颗拳拳爱国之心。也非常钦佩郑教授的学识和胆识。但是我完全无法苟同郑教授一切思考的出发点——出于自私的民族主义。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向日本学习的目的只是为了‘抗日’，我们暂且不谈这种观点有没有问题，问题是，你学得了吗？郑教授就去学了，学了三年，虽然没有讨到日本老婆，还是获得了很高的学历，回来在大学任职，我完全不了解高分子化学这个领域，但我相信郑教授在这个领域一定是有所建树的，遗憾的是，连郑教授也坦言，在生物技术这一块我们现在的水平仅相当于人家二十年前的水平。郑教授神通广大，四处奔走筹款，为浙大盖起了一座高分子化学实验楼，为我们民族的科学事业添砖加瓦，鞠躬尽瘁，很是令我感动。但是仅仅盖一座楼，我们民族的自尊心就确立了吗，恐怕还远远没有。郑教授不屑于跟从日本来的工程技术人员同桌吃饭，说我一堂堂的大学教授，怎么能跟几个调试机器的人同桌吃饭呢？下面立马热烈地鼓起了掌，我要说的是，郑教授有资格说这话，但在下面鼓掌的同学恐怕多半就没有这个资格鼓掌了。要让人家瞧得起我们，当然首先要自己瞧得起自己，自信这一点当然没错，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实力，我们现在天天在讲建设创新型社会，没有用，我们从小到大所受到的教育决定了我们大多数人已经被教育成了一个残废。就拿我熟悉的文学研究这一块来说，做到守成已经是很不错了，而对前人的观点提出反驳的能力则几乎已经丧失殆尽。教材上明明是错的（把失传的古文尚书说成是今文尚书），却没有一个人提出来，当然，这和平时的积累也有关。你说你学文科的，平时一本书不看，尽看些杂志报纸，再不然就是下棋打牌玩游戏，你学个啥？要从别人那里学东西，首先就要尊重别人的文化，尽一切可能努力去了解别人的文化，你说日本人极力地丑化中国，媒体极力的做负面报道，是因为我们强大了，他们害怕我们超过他们。根本就不是这个样子！我相信日本人一定是非常尊敬像郑强教授这样的精英人士的，没有人是要想方设法把郑强教授培养成汉奸的，日本媒体所反映的那些负面问题，比如说越来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是不是在歪曲事实呢？好了，日本姑娘看到这些报道，嫁到中国去就要天天吸毒气，害得我们郑强教授这样颇为自负的人在日本呆了三年都没有讨到老婆，很是委屈。”

　　大虫点头称是：“我们又何尝没有在极力妖魔化日本人呢？就算是侵华日军，也应该客观表现，可是我们在中国的电视屏幕上看到的日本军人形象，不是剔着光头，蓄着小胡子凶巴巴的军官，就是呆、傻、痴的士兵，完全歪曲历史。看看人家是怎样表现我们军民抗日的？从服饰到手势，原原本本。中国人还远远没有达到日本人那种民族的自信与谦逊。如果我们真的达到了，我们也就用不着再去抵制日货了。”

　　“青年人应当像远离毒品和中国足球一样远离政治。”

　　“哈利真是一语惊人呀！”

　　我接着道：“政治只不过是过眼云烟。今天我把你的国旗烧了，明天你把我的国旗放在脚下踩，为的是豆大的一点事，一旦上瘾便成为一种政治狂热症，职业示威者。早在唐代，一个中国诗人（记得是李商隐）就将各国之间的争端形容为在蜗牛角上进行争夺。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愤青。即使要愤也应该愤得有水平，有涵养才对嘛，要像我这样愤得骂人都不带脏字的：国际象棋设计得比较有人情味，只有一个王是绝对不行的，非要两口子都到齐才可以开打，国际象棋的兵可以‘升变’，只要你走到底，就给你一个变车变马的机会，中国象棋则没有，兵永远都是兵，永远只有当炮灰的份，中国象棋的招特别阴，还可以允许什么‘别马腿’、‘堵象眼’，国际象棋杀到最后王的行进路线都被堵死，又没有被将军，就可以判和，中国象棋即使杀到只剩光杆司令和几个兵还照样可以把对方将死，围棋里三劫循环无胜负的情况是极为罕见的，国际象棋允许王车易位一次，带逃跑的，中国象棋没有。独立自由之精神从来就不是中国人固有的精神，所以中国人没有信仰。没有信仰不等于说不需要信仰，只是中国人在物质方面的需要从来都比精神方面的需要多得多。在西方，有一个自然法权，世俗的宪法是可以作修改的，但是自然法权的神圣性是不可以受到任何挑战、任何怀疑的。在康德那里，道德必须是以自由意志、自由选择为前提的结果，是以人的自然感情为基础的。但是言论自由不包括对他人进行人身攻击，对其他民族、国家进行侮辱和漫骂。网上不是有一首歌，说什么‘日本人说自己是人全世界的猪都笑了’（所谓‘万恶的日本人’这个句子有一个逻辑错误，这是一个全称判断，而正确的表述应该是‘万恶的六十多年前参加侵略战争的一些日本人’，从那一次对世界各国印象的调查排名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人们永远是以当下所表现出来的一些东西来看待人的，人们不会永远停留在对过去的考察里），其实猪和人并没有什么分别，人可以变成猪，猪也同样可以变成人，看看《动物庄园》就知道了，麦哲是一个先知者，带有点列宁那么个意思，也就是代表了理想主义，他（我说过了猪和人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区别，会说话有思想的猪更是如此，这不仅仅是童话或者寓言）的后继者们很快就实践了他的理想。斯诺鲍就是一个很好的实践者，并且他还有一副科学头脑，连用于发电的风车都能给设计出来，可惜他缺乏政治头脑，勇有余而智不足，可以冒着生命危险带头推翻人类统治，把庄主琼斯赶走，到头来自己却被拿破伦养的几条狗给‘终身放逐’，此后斯诺鲍再也没有正式出场过，他更多地是作为一种符号而被用作仇恨目的。拿破伦是一个典型的斯大林，具有绝对的权威与号召力，可以让他的子民们毫无怨言地一次又一次地兴建风车，最后他终于带领猪类两腿直立行走，从而迈出由猪向人‘进化’的关键性一步，他的顺民们（带头的是羊）高呼：‘四条腿好！两条腿也好！’（原先的口号，也是动物庄园‘七戒’中的第一条是‘凡靠两条腿直立行走的皆为仇敌’）。鲍克瑟是一个西绪福斯式的悲剧性人物，为修建风车倾其一生，他的愿望很简单，就是退休以后能够拿到养老津贴，把字母表上剩下的24个字母学会，可是他没能得到这个机会，累倒以后被拿破伦直接送到了屠马厂。还有几个有性格的人物（是的，人物！），本杰明从不参与政治斗争，倒也保存了性命，活得很长，克拉弗是个老实的文盲，也得了善终，还有庄园原来主人的宠物乌鸦摩西，从始至终向大家灌输‘天堂’的理念，拿破伦倒也没把它怎么样，因为迷信与拿破伦并不冲突。几代以后，人们，也就是动物们渐渐将当初革命的事给忘了，麦哲象征性的头骨也被重新埋掉了，当年起义胜利后唱的歌也被拿破伦禁止了，理想被磨灭了，风车倒是建起来许多座，可是风车的用途与斯诺鲍当初给大家的憧憬并不一致，唯一的胜利者是拿破伦，他终于在形象上也变成了人。青年人应当将讨论政治的热情用来讨论文学，因为文学只讨论永恒的东西。”

　　“哈利果然学识广博，见解不凡！”

　　“我说大虫，你除了会拍马屁，还会干点什么？你看看人家小勉，安安静静地坐在那儿，不动声色，不置一词，多有大家风度。”

　　“老宋你就别再说风凉话了。”

　　小勉道：“你做爱的时候，你就用去了你的精力；事后你感到愉快，天塌下来也不顾。他们不能让你感到这样。他们要你永远充满精力。什么游行，欢呼，挥舞旗帜，都只不过是变了质、发了酸的性欲。要是你内心感到快活，那么你有什么必要为老大哥、两分钟仇恨等等他们这一套名堂感到兴奋？”

　　大虫道：“这是什么玩意儿？”

　　小勉道：“《1984》第二章第3节。”

　　大虫道：“好好，你们都有学问，就我是个文盲。”

　　小勉道：“我也很讨厌这种种江湖恩怨，冤冤相报何时了？想学令狐冲笑傲江湖悠哉游哉！看看《明朝那些事儿》，不论是好人徐寿辉，老实人赵普胜，还是坏人陈友谅、倪文俊，盐枭张士诚，还是功臣徐达、刘基，亦或奸臣胡惟庸、李善长、蓝玉，忠臣方孝孺、铁铉全都不得好死，活下来的却是盛庸、平安、李景隆这些苟且偷生之辈，搞政治实在是个亏本的买卖。”

　　我道：“你还漏掉了一位庸臣：黄子澄。”

　　小勉道：“是呀，所以我们还是不要再谈政治了，谈谈喜欢的电影也好呀。”

　　大虫道：“好主意。我最喜欢的一部电影是由十五位国际知名导演共同合作的《十分钟年华老去》，除了德国电影四杰中的三位——赫尔佐格、施隆多夫和文德斯悉数到齐外（另一位是早已去世的法斯宾德），更有法国新浪潮的代表人物戈达尔，《末代皇帝》的导演贝托鲁奇，《一九八四》和《邮差》的导演Michael Radford和美国独立电影导演Jim Jarmusch，当然还有陈凯歌，阵容不可谓不豪华。也有差一些的，比如东欧的那两位，其作品明显差了一个档次，捷克那位拍的就是把一个捷克演员一生所演过所有影片做了一个剪辑，不过他也算是最切题的一位了，不太有名的拍得好的也有，比如拍《面对南茜》的那位法国女导演，这个短片应该算是一部直接电影，和所谓真实电影还不太一样，就是两个人之间玄奥的谈话，和影片的叙述者，也就是导演无关，何索的那部倒算是一部典型的真实电影，这也是他擅长的题材，施隆多夫的那部，资料上说，引用的是德国中古哲人的句子，实际上应该是奥古斯丁，即使不知道施隆多夫是何许人也的观众单凭这些道白也应该猜得出是哪个地方的导演拍的了。从贝托鲁奇的那部就应该看得出导演具有非常浓厚的东方意识，英国导演Mike Figgis的那部很前卫，但却不知所云，Radford那部科幻片运用了相对论原理，Jarmusch那部值得注意的是所使用的哥德堡变奏曲的版本问题，最后当然还要提到元老级人物戈达尔，戈达尔的名片很多，像反映文革题材的《中国姑娘》（虽然片中没有一个中国人），还有揭示现代危机的阿尔伐城，戈达尔对现代电影最大的贡献是‘拼贴’手法的大量运用，影片中时不时地插进字幕，画面的剪辑和象征与塔科夫斯基一样晦涩，比如‘影片的最后几分钟’就用被风刮得瑟瑟作响的白色幕布来表现，我想庵野秀明应该也借鉴了这种手法。”

　　我道：“现在说EVA人家看你就像看外星人一样。”

　　大虫道：“怎么讲？”

　　我道：“说自己喜欢EVA是有点危险的事情，很容易被和那些Otaku死胖子同等看待。我背不下全部Staff名单，背不下每一话的日文标题和英文副标题，不能大段大段地背诵台词，甚至连总共有多少个使徒来袭也已说不上来。EVA对于我是有着特殊的意义的，高中，我由于厌倦了学业，一天到晚骑着自行车在街上漫无目的地晃荡。后来，电视上便放起了EVA，我在真嗣的身上找到了认同感和归属感，我被第五适任者短暂的出场和暴烈的死亡方式给打动了，当时我并不知道那是很有名的动画，因为那时我什么也不知道，因为我什么也不想知道，是EVA帮我度过了那段人生最灰暗的时期，它对于我的重要性不在于几句简单的台词，不在于那些费解的术语，也不在于喜欢里面的某个人物。它对于我的意义在于隐藏在残酷本身之后的脉脉温情，它有一种抚慰世人痛苦的崇高力量，它是一部永远不可超越的旷世杰作！偶然看到一个叫做‘薰治丽香的单程天堂’的博客，主人是一个比我当年还要狂热的90后女孩子。感叹韶光易逝，后生可畏啊！经典总是有人喜欢的。就像她自己说的：‘比谁都爱。但也只能比谁都爱。’虚构的人物再好，也是虚构的。到了我这个年纪，要考虑的现实问题总是扑面而来，无暇再去幻想什么天使之类的东西。那个坐在电视前静静地看EVA的初中时代已经太过遥远。‘少年见青春万物皆妩媚身虽不饮酒乐与宾客醉一从鬓上白百不见可喜心肠非故时更觉日月驶闻欢已倦往得饱还思睡春归只如梦不复悲憔悴……’‘此时少年自负恃意气与日争光辉乘闲弄笔戏春色脱略不省旁人讥坐欲持此博轩冕肯言孔孟犹寒饥。’我的少年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要怀旧的话”，大虫道，“还是留着以后慢慢怀吧。”

　　小勉道：“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是我最为忠爱的电影导演之一，他那平淡朴实的电影理念曾经深深地影响了我的文学创作。惊悉他去世的消息，我感到非常难过。有编辑批评我的创作太简单，缺乏华丽的语言，我说我不会改变我的风格。人生就是一口气，文学所要做的只是把它忠实地记录下来就可以了，就像记录片一样。就像《中国》里在广场上排队照相的人们，布兜上印有‘永远忠于毛主席’标语的纺织女工，放着样板戏广播的学校，晴朗的天空，这一切都给了我关于那段历史的一种完全不同的印象，也许在今天看来无比黑暗的时代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却不觉得有什么，至少他们有一种共同的理想支撑着他们辛勤地工作，现在的人当然可以充分展现自己的个性，可是我们生活的全部意义已被压缩为仅仅是挣钱而已，现代人巨大的空虚感与失落感是以前的人所不会有的。罗塞里尼的《德意志零年》里那个金发少年弑父后坠楼身亡，正是后集体主义时代青年精神的最佳写照。”

　　大虫道：“听听人家，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啊。”

　　小勉继续道：“塔尔科夫斯基是电影艺术的镜子。我只知道他喜欢普鲁斯特，喜欢布尔加科夫，喜欢福楼拜，只知道他临终前几天听到《马太受难曲》，感到莫大的安慰。除此之外，我对他一无所知。几乎没有人能够宣称他看懂了《镜子》这部影片，最多不过是抽象地感到了一些东西，火与水，一望无际的田野，风，父亲的诗，甚至还有文革时期在中俄边境两国兵民对峙的画面，仅此而已。可是我们确实感到了某种东西在无法挽回地流逝，只是无法诉诸语言而已。还有帕拉杰诺夫，生命的颜色是红色，死亡的颜色也是红色。我不喜欢红色。我是不喜欢生命呢，还是不喜欢死亡？有一种电影是朴实无华的，如安哲罗普洛斯，如小津安二郎；有另一种电影是眼花缭乱的，如费里尼，伯格曼。图象也可以是诗。我喜欢诗。我是喜欢朴实无华的诗呢，还是喜欢眼花缭乱的诗呢？戏剧使人暂时忘却残酷的现实，诗歌使人永恒形而上地居存着。”

　　大虫道：“你肯定看过费里尼的《八又二分之一》和伯格曼的《第七封印》？”

　　小勉陷入沉思：“我们谁也不知道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究竟是要来做什么的。我们只能一边活着一边琢磨。有的人琢磨清楚了，有的人到死也没弄明白。我就还没弄明白。所以只好继续活下去，只好继续琢磨下去。不过有一点我是琢磨明白了，就是没有哪一种生活方式，哪一个交际圈子是一成不变的，我们会认识很多人，可似乎没有一个面孔是每天一早起来都能见得着的。前方还有漫长的路要走。走路总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可我们还是想看看这路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有旺盛的情欲就应该工作，工作就应该有旺盛的情欲。花草、鸟兽它们知道生命的意义吗？他们会说，与其追问这种永远不会有答案的问题，还不如尽情地工作、交配，直到耗尽生命所有的能量。面对将要死去的人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我们甚至连一句安慰的话也说不出来，谁也帮助不了他。与其做百般的挣扎，逃避无法逃避的东西，还不如好好享受一番。那金色的闪电，稍纵即逝，人啊，不要和从来就没有的东西作对。”

　　大虫道：“你们说，他更像叶芝，还是更像苏格拉底？”

　　宋博士道：“都像”。

　　小勉道：“有两种电影是最容易成功的，一种是根据作家原著直接改编的，一种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陆上行舟》就属于后一种，只不过赫尔佐格比法斯宾德要更为疯狂。赫尔佐格就是德意志精神的代表。费茨卡拉多双手叉着腰，趾高气扬地站在船上，河两旁的热带丛林里响着印第安人挑衅的鼓声，甲板上的留声机里放着卡鲁索的唱片。费茨卡拉多最终并没有带回可以使他发大财的橡胶原料，蒸汽船经过一番折腾也已变得满目创痍、伤痕累累，似乎一切又都回到了原点，好在船长带来了一支三流歌剧团，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费茨卡拉多初衷。如果费茨卡拉多是一个东方人，他一定不会这么瞎折腾的。”

　　大虫道：“说说安哲罗普洛斯。”

　　小勉道：“少年亚历山大梦见了父亲。父亲在遥远的德国。亚历山大请求姐姐带他去德国。德国离希腊实在是太遥远了。他们上了火车，又被赶了下去。他们在警察的带领下在一家工厂找到了舅舅，舅舅说他们所寻找的父亲根本就不存在。他们离开了警察局，一个老妇人嘴里不停地念叨着：‘脖子上套着绳索’。他们看到雪地里躺着一匹将死的马，亚历山大哭个没完。一个俊美的男青年开车搭了他们一程。亚历山大给一家饭馆打小时工，赚回了一个面包。饭馆老板赶走了一个拉小提琴的卖艺人。一个卡车司机夺去了姐姐的童贞。到处都是巨大肮脏的机器在轰鸣。俊美青年发现他的剧团的演员们正在海边卖戏服。俊美青年对姐姐产生了感情。俊美青年看到从海里浮起一只神像的断手，一架直升机吊走了这只手。俊美青年感到莫名的绝望。姐弟俩发现俊美青年是一个同性恋。他们离开了俊美青年。姐姐在火车站企图向一个士兵出卖肉体。士兵犹豫了半天，扔下一张钱便走掉了。姐弟拿钱买了车票。姐弟俩偷偷越过边境。他们在一片浓雾中看到了一棵树。他们跑过去抱住了树。‘银烛秋光冷画屏， 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 坐看牵牛织女星。’最近一直在读杜牧的诗。一边读一边听日本尺八的音乐。杜牧的诗和王维一样也有一种孤寂之中的禅意，但杜牧的心情要比王维更加绝望吧。我想，这个秋天也快要过去了吧。”

              

              

第六章 本科时代

        

　　我、大虫，还有宋博士，在本科时代便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大一到大三几年暑假，我们三人都要出外游玩一番。大一去的是泰山。那是八月中旬，已经是初秋，三个人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到达泰安。找旅店花了一个小时。洗澡花了半个小时。上街吃饭采购花了两个小时。睡觉花了两个小时。下午四时出发。五时买票进入万仙楼。此时发生一个小意外：售票处前的护栏正在粉刷油漆，我习惯性地靠了一会儿，便令我叫苦不迭，急忙跑到山涧边，脱下衣服，放到水中拼命地刮起来。不觉又过去半个小时。油漆没被刮掉多少，衣服反倒多出了几个洞，我索性扔掉衣服，赤膊上路。大虫本想把沿途的每个碑都看个遍，无奈天色已晚，只得作罢。八点到达中天门。三人拿出干粮（在山下买的大饼）吃晚饭。揽客住店的人撤掉了“由此上山”的路标。十一点到达南天门。中间走走停停，尤其在升仙坊，泰山奶奶庙灯火通明，“仙乐”飘渺，却不见半个人影，其状可怖之至。细加查看，原有两人：一人伏于庙前香火后，作瞌睡状，不见其首；一人伏于山间栏杆上，形似死尸。三人皆大惊，吓上山去。因囊中羞涩，三人只得露宿观云亭。山上雾气氤氲，凉风习习，山下远处不时传来登山者的呼叫声，正所谓“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另有学生模样两人卧于亭中，我们便交谈起来。“你们本来想读的是什么专业？”我先岔了一句：“其实我最想读的专业是电影戏文，可是听说很难考上。”大虫接道：“中文这东西是很好考，大多数人考前背一晚上过关也就没啥问题了。但是你如果真要学到一个很高的层次，也就没什么需要你去做的了。”大家交谈甚欢。次日六时许，登日观峰，憾遇浓雾，未见日出。七时返。我心情轻松，步履如燕，一路飞下。登过泰山，怎么能不去拜访一下孔子呢？从泰安一路坐车到曲阜，走出车站，抬眼便望到一座恢宏的城门，人生地不熟的，我们问一个当地人：“请问，孔林在哪里？”那人用手指着与城门相反的方向：“在那边！要不，我带你们去？”看他一副热情的样子，我们便信了他的话。那人又叫来几个人力车夫，我们便坐着他们的三轮围着不大的曲阜城转了一圈，路上车夫还讲了些孔子的典故，大概是背熟了的，最后把我们送到了一个叫做“孔子故居”的地方，门票贵得吓人！我们下了车，大虫给了他们车钱，将他们打发走。回去一看，那城门正是孔林！由于在孔林看碑，在孔庙转悠，花的时间太长，孔府没去成。回去的时候，车站里已经没车了。一个中年妇女凑过来说：“也许半路上还可以拦到车！我带你们去碰碰运气！”于是我们又坐上她的电动三轮，围着曲阜转了一圈，大虫买了个饼，不过那人装模作样地等了半天也没拦到车，最后又转回了车站，在车站外面不远处停着一辆车！宋博士还是付了那中年妇女的车费，三个人疲惫不堪地回了泰安。

　　大二那年暑假的目的地则是废都西安。汉唐盛世的繁华早已是过眼云烟，剩下的除了破败，还是破败。我们住的地方的楼下就是一排洗脚踩背的小店，每到晚上，便有一妖艳女子坐在门口，招呼路人进到那昏暗的里面。宋博士就曾被招呼过，我却从未受此“礼遇”，这也成为他们的笑料之一。在小店对面的街上却有一处自然水龙头，免费为人们解渴祛暑。这座被废弃了一千多年的古都在这一条街上，向探访者同时展示了它颓废的一面和它淳朴的另一面。要说西北的民风，确与中土大相径庭。有一次，宋博士在旅馆里洗澡，一位西北大汉将门推开，满脸疑惑地问：“小伙子，你是南方人吧？你个大男人，洗澡关什么门？我们北方人洗澡就从不关门。来来来，我们一起洗。”宋博士吓得脸都白了，抱起衣物拔腿就跑，这件事又成为了一段时间的笑料。

　　我是喝了两罐红牛才爬上华山南峰的，我上去的时候眼泪都快掉下来了，不得不发出和《白鹿原》里那位朱先生同样的感叹：“人间砥柱是此峰。”而其他两位甚至连早饭都没吃，当然是爬不动的。只有大虫在中峰的一处道观睡了一宿。一个道士给他讲了许多道教的典故，作为报偿，话痨大虫自然也发表了一番宏论：“像EVA这种东西只有在十年前那种大背景大环境下才可能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因为当时日本正处于经济衰退时期，又恰逢世纪末，于是所谓‘末世情结’才能具有普遍性。《赏金猎人》也是一样，只不过《赏金猎人》是一部小众动漫。《攻壳机动队》也是一样，只不过攻壳出的时间不对头，那时日本经济已经复苏，所以相对而言影响也就没有EVA那么大了。近年来出现了不少质量相当高的小众动漫，比如《蜂蜜与四叶草》，这部片子很纯情，但有些地方又过于煽情，有些地方还添加了过多的夸张成分，从而使得片子的整体意境有所冲淡。还有《虫师》，一部异常宁静的带有神秘主义的风俗画卷。《凉宫春日的忧郁》，第十四话似乎可以作为EVA终结后的一种可能性，那就是亚当和夏娃放弃了作为神单独存在的权利，最终还是选择了有缺陷但毕竟美好的人类世界。大众动漫方面也不乏佳作。如果要我来写的话，我可以把《犬夜叉》前二十话改编为一部很好的散文诗。至于《死神》，这是一部典型的少年漫画，所谓典型的少年漫画，一定是有两个男生同时爱上了一个女生。而少女漫画的典型特征则是女主人公一定会变身。《NANA》呢，漫画还不错，动画就拍得有情节拖沓之嫌了。而EVA和彼氏彼女的漫画其实画得并不好，是庵野大师点石成金，造就了神话。可以将NANA与四叶草做个比较，同为年轻人，四叶草里的人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NANA里的人过的又是怎样的一种生活，而他们处的竟是这同样的一个时代！现在的年轻人喜欢的是小众，宫大师的东西已经是属于上一代人的了，所以现在即使出现与EVA水平相当的作品，也不可能像当年一样引起轰动了。再来说中国，中国的动漫产业可以说根本还没有起步。中国的问题是，看的人很多，真正做的人却寥寥无几，而且水平都不是很高。动漫发展到今天，题材可以说是无所不包。日本动漫看上去大多以学校为背景，人物眼睛都画得大大的，女生都穿水手服，其实是不断有新意出来的。中国再要做动漫，不论题材还是画风，必须也要有新意。”不用我说，道士自然听得是目瞪口呆。

　　大三去的是西湖和黄山。“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依我看，黄山只不过是徒负虚名罢了。泰山以雄伟闻名，华山以险峻取胜，黄山却一无可取，黄山归来不看岳只是因为游人太过失望，因而再也提不起爬山的兴致罢了。另外值得一提的还有三次邂逅：第一次是在西湖十景之一的花港观鱼旁意外发现了一个叫做蒋庄的地方，是马一浮晚年的居所，虽然苏堤上游人如织，这近在咫尺的地方却连一个人影都没有，就连地图上也找不到这个地方；第二次邂逅是在屯溪，那里有个戴震公园，戴东原是安徽休宁人，曾经在屯溪开过学堂。由于是跟团走，时间很紧，我是凌晨四点多钟去的，那时天还没亮；在江西婺源的江湾，我竟然又碰到了戴震的老师江永，江永的故宅已经找不到了，现在的江永纪念馆是一幢建于清末的徽派建筑，由于他是搞三礼和音韵的，我对他并不是十分熟悉。天气：晴天的西湖不如雨天的西湖，秋天的西湖不如春天的西湖，我在西湖玩了一整天，上午还是烟雨朦胧，到了下午竟然放晴；行程：本来是半天，那天下午我没有跟团，所以多出了半天，绕着湖边走了一圈；饮食：岳王庙对面有一家卖叫化鸡的店，六十八一只，我还要了一碗桂花栗子羹；购物：买了一袋东坡肉，几条丝巾，一盒祁门红茶，三瓶蛇油精，一袋龙井茶饼。交通：我们是七号去的黄山，所以人不是很多，比起东岳西岳，黄山实在是好爬得多。开销：除去购物和在千岛湖的开销，一共花了九百多，他们说平时华东五市双飞只要八百九十九，不过我不愿意到南京去，那座城市阴气太重。

              

              

第七章 黑格尔

        

　　今天的课是比较斯宾诺莎与黑格尔。

　　现在黑板上面已经写满了粉笔字：

　　斯宾诺莎：实体就是无意志的自我完满的自然神。

　　黑格尔：实体就是主体。

　　不存在两个属性相同的实体（如果有的话就是一个实体了）——具有不同属性的两个实体彼此之间没有共同之点——一个实体不能为另一个实体所产生（在这里把人僭越的可能性排除掉了）——每一个实体必然是无限的（因为只有一个实体）——一物所具有的实在性或存在愈多，它所具有的属性就愈多——神具有无限多的属性——神即实体——实体是不可分的（假如实体可分，则每一部分都具有实体无限的本性，则将有许多具有相同本性的实体）——除了神以外，不能有任何实体——一切存在的东西，都存在于神之内，没有神就不能有任何东西存在，也不能有任何东西被认识——神的理智与我们的理智有着天壤之别，神的理智是万物存在与万物本质的唯一原因（我们只能说我们的父母是我们存在的原因，而绝不能说我们的父母是我们本质的原因，因为我们可能因为堕胎或者车祸而失掉了存在，而我们的父母则并不因此而丧失存在，但如果我们的本质被毁灭了，那我们父母的本质也就会毁灭；换句话说，作为万物本原的神可以创造我们，却永远也无法毁灭我们——神既没有理智也没有意志，在通常的意义上——这是斯宾诺莎与黑格尔哲学本体论最核心的区别，也是他被教会视为异端的重要原因——因为假如神有意志，“就无异于说神能任意改变三角形的本性，能使三内角之和不等于两直角”，这是斯宾诺莎的原话）

　　我的笔记本上也写满了字，其中一条是：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在科学主义泛滥的近代没有产生什么影响。读他的书的人也几乎没有了。这是很不公平的。

　　另外一条写道：一个个体在另一个个体中寻求自身——我觉得黑格尔特别适合于我这种人阅读：“性关系到灵魂的觉醒状态的辨证进展的必然性在于，当相互处在性关系中的每一个个体都由于他们自在存在着的统一而在别一个个体中重新发现自己本身时，灵魂就从它的自在存在达到自为存在，这就是说，从它的睡眠达到觉醒。”——记得村上春树在《海边的卡夫卡》里也引用了这句话。要了解黑格尔，首先要了解他的基本方法，也就是正—反—合的方法，他那包容一切的哲学体系不论有多么复杂的层次和结构，无一不是按照这个基本方法来的。往最大的范畴说，他把哲学分为逻辑学、自然哲学与精神哲学，精神哲学是前两者的统一，精神哲学又分作主观精神、客观精神与绝对精神，客观精神的部分在《法哲学原理》里有详细的道说，而他关于艺术、宗教和哲学史这些绝对精神范畴的详细阐述无疑分布在《美学》、《宗教哲学讲演录》和《哲学史讲演录》里。而作为哲学全书最后一部分的《精神哲学》，重点当然放在主观精神方面。我们不妨列一个简单的图表：

　　灵魂（人类学）       自然灵魂——感觉灵魂——现实灵魂

　　主观精神    意识（精神现象学）   意识本身——自我意识——理性

　　精神（心理学）       理论精神——实践精神——自由精神

　　往下细分还有许多，比如“意识本身”分为感性意识、知觉和知性，“自我意识”分为欲望、承认的自我意识和普遍的自我意识，“理论精神”分为直观、表象和思维，“实践精神”分为实践感觉、冲动和任意以及幸福。意识的部分在《精神现象学》里有详加论述，精神的部分这里不说，只说我最感兴趣也是最有趣的灵魂部分，也就是人类学的部分。

　　自然灵魂是在其直接的自然规定性中的灵魂。它包括自然的质、自然的变化和感受。自然的质包括星体的运行、四季的更替、人种的差异、民族的性格以及个体的气质等等环节。等级最低的是黑人，“黑人可以看作没有超出其不求私利和无利害的天真状态的儿童民族”；“相反地，蒙古人（泛指远东人）超出了这种幼稚天真状态”，亚细亚种族的精神已经与自然的东西分离开，但是这种分离还不是绝对的分离，“因为精神还不是在自己本身里，而只是在自然的东西里达到现实性……人在这里还不能达到对自己人格的意识，在自己的个体性里还完全没有任何价值和任何权利……中国人没有任何考虑就扔弃或者干脆弄死自己的婴儿。”意大利大嘴总理说中国人拿婴儿做肥料大概就是从这里看来的吧。本人只听余虹教授说到过四川某行为艺术家的惊人作品。“在高加索人的种族那里精神才达到与自己本身的绝对统一，——在这里精神进到与自然性的完全对立”，高加索人又分为近东人和欧罗巴人，“在伊斯兰教里，犹太人的狭隘原则由于扩展为普遍性而被克服”——黑格尔显然不了解犹太人的宗教，所有偏见都是源自于不了解，包括罗素在内（他说犹太教不包含任何神秘主义，这话显然是不对的），拿到一本《犹太文化要义》，爱不释手，圣保罗从犹太人那里偷来了教义，把它改造成吸引人的样子（废除了割礼和食用猪肉的禁令），又用它来煽动外邦人迫害犹太教徒。犹太农民先是被亚述人征服，后来又被尼布甲尼撒掳掠到巴比伦，并在那里学会了经商，再后来又相继被埃及和罗马皇帝统治，这成为天主教徒所理解的惩罚，但不久，团结和有纪律的基督教也分裂了，东边在狄奥多休斯之前的君王除了朱利安都倾向于三位不同体的阿利乌斯教，西边是尼西亚和阿萨那休斯教的天下，但也有异教徒。罗马在哥特人的侵袭下迅速衰落了。只要是上帝的选民都会遭到惩罚，因为上帝爱他们。按照斯宾诺莎的信仰（不要用Bible以外的话解释Bible），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话：“主离弃了我”是不是真的倾向于异教呢？当然，根据意愿作出蹩脚的解释也是被允许的（这是一个缺少主语的句子）。神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形态，神在克里特—迈锡尼文明和荷马的时代就表现为主宰和有缺点，神在希波战争和斯巴达三百勇士的时代就表现为神秘和哲学，神在庞贝、安东尼和克里奥佩特拉那个时代就表现为运命和征服，神在贞德和布鲁诺那个时代就表现为野蛮和暴虐，神在路易·菲利浦和路易·波拿巴那个时代就表现为衰老和隐退。神在当下这个时代的形态就是虚无。前些年，梅尔·吉布森发表了一些反犹言论，美国电影学会和好莱坞马上禁止他拍片，可见犹太社团在美国社会的影响力之巨大（别不服气，人家贡献了胡塞尔和爱因斯坦，你在这两个领域贡献了谁？奥运冠军倒是贡献了不少，可加在一起还是不及这两个人之万一），伊朗总统还说要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这正印证了黑格尔后面的这一句话：“……可是一方面又以无节制的冲动而投入对于那些后来在他们那里缺乏任何普遍东西的目的的追逐……所以在这里除了最崇高的意向就还产生了最厉害的复仇欲和阴谋诡计”。对于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的比较也很有趣，“意大利人特别不容许通过宗教的考虑来影响自己对于欢乐生活的享受”，“与此相反，西班牙人直到现在都以狂热的努力来坚持天主教教义的文字，而持续几百年地通过宗教法庭以非洲式的野蛮来迫害偏离这种教义的嫌疑分子”，法兰西人介于这两者中间，“既表现出理智的坚定性，又表现出机智的灵活性”，不过法国人的哲学不是从概念中发展出来的，“而只是像闪电一样突然抛出来的”，英格兰人是在个别性形式中去认识理性东西的，“因而他们的诗人比起他们的哲学家来地位就远为高些”，德意志人以深刻、然而常常是晦涩的思想家而著称，“我们想理解事物的最深刻的本性和它们的必然联系”。在下一个环节里，黑格尔把作出上面区分的扑克牌全部打乱，再以另一种方式，即个体的方式重新进行考察，这就是人一生的各个阶段，儿童时期是无对立的开端，青年时期则表现为将正义归于自身的个体在其存有中对于这个世界所采取立场之间的紧张关系，真嗣他们就还处于这个阶段，可是个体在其存有中逐渐认识到个体只能是一种偶性，“因此人只有在那个坚决与他对立、独立地遵循自己轨道的世界里才能找到它的本质的工作和满足，所以他必须努力获得完成这件事情所必须的熟巧”，“达到了这个观点，青年人就变成了成年人”，“所以成年人从事于拥护而不是反对事物的秩序”，“老年人则是向对世事漠不关心的回复”，老年是无对立的终结。

　　感觉灵魂是本书最好玩的一个部分。在这个阶段，灵魂由于从沉睡中苏醒过来，与自己本身分裂，于是便产生了疯狂。在母腹中的孩子、催眠这些是最初的形态，灵魂在这里还处于与客观性无区别的统一之中。疯狂不是理性的完全丧失（如果说老年痴呆、先天愚型是无可救药的话），而疯人是把自己作为破裂为两个不同种类的人格的主体来对待的，明日香的精神错乱就是如此，而她通过爆发从而克服（而不是逃避）了这样一种含混不清的模糊状态，找回了自我。

　　黑格尔哲学不同于以康德为代表的那些以主体的界限为根本问题（人可以认识什么、做什么、希望什么）的旧哲学，他把人的主客观性当作一个整体来考察，企图建立一个统辖所有学科的高高在上的庞大的哲学体系，这样做当然会产生许多谬误，但他对于人自身的复杂性的具有开创意义的探讨无疑是十分吸引人的。

　　马尔库塞论黑格尔：人征服自然和历史世界，使之成为其自我实现的手段，而理性就是通过这种人的自我意识的发展而发展的。当纯粹意识达到自我意识的阶段时，它发觉自己是自我，而自我产生了第一个欲望：它只有在“他人”那里并通过“他人”来满足自己，才能有自我意识。因此，对对象世界的攻击态度，对自然的统治，最终的目标乃是人对人的统治。这是对其他主体的攻击。因为自我的满足是以对另一个自我的“否定关系”为条件的。《精神现象学》克服了导源于与他人（物）的对抗关系的那种自由。真正的自由不是连续不断地进行征服活动。存在不再是向未来的痛苦超越，而成了对过去的平和恢复。黑格尔用自足的再生产、并完善着存在物的圆圈发展的观念代替了进步的观念。已经存在的东西决定着现在存在的东西。如果抛下过去，忘却过去，那么破坏性的侵越便会没完没了。

　　消除额外压抑不导致劳动的消除：我们曾经表明，现行的本能压抑主要不是产生于劳动之必要，而是导源于由统治利益实行的特定的社会劳动组织，就是说压抑基本上是额外压抑。因此，消除额外压抑本身将导致使人类生存成为劳动工具的社会组织，而不是导致劳动的消除。如果确是如此，那么，一种非压抑性的现实原则的出现就将改变而不是破坏劳动的社会组织，因为爱欲的解放可以创造新的、持久的工作关系。（《爱欲与文明》）这段话没有回答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如何消除额外压抑本身？行使统治权利的社会劳动组织产生于社会分工所需要的必要管理，如果大家都投其所好地去工作，社会需要便会与个体需要发生冲突。在越来越机械化和越来越自动化的今天，工作日的长度已经大大缩短了，大多数劳动也不像过去那样形同苦役，这是不是马尔库塞所言的“新的、持久的工作关系”呢？

　　海德格尔与胡塞尔：科学家和柏拉图不喜欢海德格尔。前者因为他把人隶属于非对象化了的世界；后者因为他将艺术纳入真理之中或将真理纳入艺术之中。博尔赫斯的“阿莱夫”就是海德格尔的“世界”，包裹着“阿莱夫”的就是海德格尔的“大地”。世界意愿着突破大地的束缚，大地以其闭锁的姿态拒绝敞开，真理在遮蔽的非真理的守护中成其自身，亦即保存（创建）历史。于是我在阿莱夫中看到了裂缝，看到了耸立在裂缝之上的恢宏的神庙，看到了凯撒那千疮百孔的尸体，看到了举剑召集军队的屋大维，看到了诗，我自己也被卷入（或者投入）这阿莱夫的丰富性之中，于是大地愈合了，世界重新宁静下来。胡塞尔语言的晦涩倒不是像海德格尔那样自创出许多词汇造成阅读困难（海德格尔的语言是一种具有希腊式诗意的语言，所以还不至于无法理解），而是他那过于“科学化”的论证方式所造成的，本人对胡塞尔的一点认识是：要使哲学成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就必须首先驳倒休谟，然而休谟是几乎不可能被驳倒的，因为休谟的因果律偶然性正是被现代科学所证实和支撑的，为了调和这一点，康德便将可能性设置为模态的一种，据罗素讲，康德似乎并不知道《人性论》，只有胡塞尔向休谟发起了艰难的挑战，在《经验与判断》中，胡塞尔引用了休谟那个著名的掷骰子的例子，指出在这个例子中并不只有偶然性，确然性也是存在的，每一面朝上的几率都是相等的（排开抽老千等情况）。海德格尔的学说就吸引人得多，不过不知为什么，在某些问题上，中国学者的认识也不尽相同，拿“向死存在”来说吧，张祥龙先生说这里的死不是指生物的自然死亡，而指的是人的有限性，而陈嘉映先生又不是这样说的，他说死就是指生物的死亡。现象学研究在中国尚处于起步阶段，希望往后有更多解释胡塞尔著作的书籍出现。

　　实际上，《塔木德》要说明的是言语冒犯的严重性：对他人言语过激，你的罪过不亚于对他人造成物质上的损害。在被触犯者没有息怒之前，无宽恕可言！假如触犯者不知道他的深层思想，不能够要求宽恕，如何去原谅？一旦你们走进冒犯的道路，或许你们走上一条死路。宽恕要具备两个条件：被触犯者的善意，触犯者充分的诚意。但是触犯者基本上意识不到：触犯者的好斗性大概是他的无意识本身。侵犯是明显的疏忽。在实质上，宽恕是不可能的，因为侵犯者几乎不可能提出宽恕的请求，因为这只是个疏忽，人们可以宽恕许多德国人，但是，有一些德国人很难让人宽恕。如果哈尼那不能原谅公正和合乎人情的拉夫，正是因为拉夫才气过人。海德格尔则更不能让人宽恕……

　　我们在衡量过一些冒犯的程度后，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其中大多数谈不上宽恕，因为你在指责他人的同时也侵犯了他人。

　　在《犹太教神秘哲学》一文里，博尔赫斯揭示出一个秘密：我们原来只是由有缺陷的神造出来的有缺陷的人，只是第一个神，完美的亚当的最坏的一个复制品。EVA将亚当描绘成一个空心的光之巨人，当“心”的位置被填满，开始独立思考以后，世界便不再完整了。

              

              

第八章 康德

        

　　周末的选修课，邓晓芒先生的课我是必去的。

　　邓先生戴着副夹鼻眼镜，操一口带有湖南乡音的普通话，说道：“康德将理性分为实践理性和理论理性，实践理性受道德律支配，理论理性受因果律支配，前者与自由相关联，后者与自然相关联，由于自由的立法必然对自然产生影响，这就需要一个中间物进行调节，这个中间物就是判断力，它和痛苦与快乐的感觉相关联。与快乐感有关的判断便是审美判断，其应用领域是艺术。《爱欲与文明》第九章说：‘这种快乐来自对对象的纯形式的知觉，它与对象的质料和目的无关。在这种纯形式中得到表象的对象是美的。在审美想象中，感性为某个客观秩序产生了普遍有效的原则。规定这个秩序的两个主要范畴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和无规律的合规律性，他们的共同特征是在被解放了的自然和人的潜能的自由消遣中得到的满足。’作为对以生育为目的的性行为的压抑秩序的反抗，俄耳浦斯和那喀索斯的爱欲是伟大的拒绝，它们以自身的秩序为量度，他们的工作就是消遣和沉思，这种审美的合规律性把自然与自由、快乐与道德结合起来。感性一词总是与肉欲——特别是本能的性欲的满足结合在一起，这里的感性是低级的、含糊的、混乱的、被动的、受快乐原则支配的、非现实的，感性只有通过艺术的纯化作用才能得到解放，才能使之与理性调和，才能在自然中尽情享乐。这就涉及到文化对性欲的改善，性欲向爱情的升华。对特定的社会机构来说，本能的解放乃是向野蛮状态的倒退，但这样的解放，如果发生于文明之巅，则可能会促进向更高形式的文明自由发展。《爱欲与文明》第十章说：‘随着这种原始性欲结构的恢复，生殖器功能的至上性，同与之相随的肉体的非性欲化一起被打破了。整个有机体都成了性欲的基础，同时本能的目标也不再完全体现在某种特殊的功能上，即与异性生殖器相接触……爱欲的目标是要维持作为快乐主－客体的整个身体……这个目标还产生了爱欲自身的实现计划：消除苦役，改造环境，征服疾病和衰老，建立安逸的生活。’《判断力批判》说：‘作为外在目的论系统的自然的最后目的，一是幸福，二是文化。而作为无条件的终极目的只能是有道德的人性的文化。’康德认为，对快适的愉悦和对于善的愉悦都是与利害结合着的，虽然前者只是直接使感官觉得惬意，后者则要通过理性考虑它的目的，比如我们觉得饭菜很香，很合口味，我们就会多吃一点，可是我们同时又要考虑这样做的后果，会不会有损于健康，这就有个利害性在里面。美则不一样，鉴赏判断是没有功利性的，因为‘关于美的判断只要混杂有丝毫的利害在内，就会是很有偏心的，而不是纯粹的鉴赏判断了’（《康德三大批判精粹》425页）。如果我们带着个人喜好或者党派性去欣赏一幅油画，我们对于这幅画的评价就是不公正的。鉴赏判断的无利害性决定了鉴赏判断必须是普遍的。所以美的愉悦是一种特殊的快感（性交所带来的快感也是普遍性的，但这种快感只是为了满足性欲），鉴赏判断要求每个人都赞同这种愉悦。最后，鉴赏判断是合目的的，但它不同于那种客观的合目的性，即所谓外在的有用性和内在的完善性（这是针对鲍姆嘉通而言的），那样鉴赏判断就会变成‘玫瑰花一般地是美的’这样一种逻辑判断，所以美不同于善，美不依赖于概念，是不可以被定义的，因为鉴赏判断必须从主观性出发，所以，它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同时，它又不是‘玫瑰花的气味是美的’这样一种个别的感官判断，至此，康德分别从质（主观的）和量（普遍的）两个方面规定了鉴赏判断的性质。由此看来，中国学人里最忠于康德原意的还是早年的朱光潜。至于李泽厚说什么‘……那么，艺术美是不是就是这样一种主客观统一而不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呢？朱先生是把两个不通的东西混为一谈了’，我看李先生才是真的不通吧？是为：东坡不识尔雅台只把嘉州作峡州佛有千千万万身灵骨影骨是俗谛。颠倒错乱自作之，一笑。”

　　这次讲座的下半部分，邓先生又讲起了《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康德的道德哲学的第一个命题是：只有出于责任（包括对自己和他人的责任）的行为才具有道德价值。第二个命题是：一个出于责任的行为，其道德价值不取决于它所要实现的意图，而取决于它所被规定的准则。从而，它不依赖于行为对象的实现，而依赖于行为所遵循的意愿原则，与任何欲望对象无关。有理性的东西必须以道德规律为基础，正如全部现象都以自然为基础一样。行为的道德价值并不在于它所预期的后果，也不在于以这种预期后果为动机的任何行为原则。我见义勇为的价值——见义勇为属于对他人的不完全责任——不在于我预见到这样子做以后，我可能出名，或者可能得到一笔不菲的报酬，而在于见义勇为行为的本身，它必须将自身作为唯一的目的。什么叫做‘出于责任’呢？也就是说，我的道德行为完全是自发的，不是被强迫的，我是我自己的立法者，我做出这样一个行为完全是基于我自己的行为准则。那么，有什么东西可以保证我的行为对于规律的普遍符合性并且充当自由意志的原则呢？没有别的，只有我愿意自己的准则成为普遍规律。在康德看来，道德命令必须是在纯粹和实践的理性中获得它们的源泉的先天的、必然的命令，否则，如果道德规律都是经验的，那么我们有什么权利使每一有理性的东西都适用于普遍规范，而无条件地予以恪守呢？康德的东西就是这样很暧昧，它是来自于主观的，但它又必须是客观的，是每个有理性的东西都必须服从的，但又绝对不能是强制性的，于是，得到这样一个最高原则：每个有理性的东西的意志观念都是普遍立法意志的观念，或者表述为：你的行动所依从的准则，要能够同时使其自身成为像自然普遍规律那样的对象，这也就是彻底善良意志的公式。康德的道德学说多少带有一点理念化的倾向，他自己也承认：‘就自身仅是知觉，就感觉的感受性而言，人属于感觉世界；就不经过感觉直接达到意识，就他的纯粹能动性而言，人属于理智世界’；‘第一，他是感觉世界的成员，服从自然规律，是他律的；第二，他是理智世界的成员，只服从自由规律，是自律的，不受自然和经验的影响。’这个二律背反在康德那里是通过悬搁（请允许我在此处借用这个词）的方法来回避的。所以我才会说苏格拉底的难题在康德那里是解决不了的。”

　　“什么苏格拉底的难题？”我问坐在旁边的小勉。

　　“哦，是邓老师在陕西师大做讲座时，有个人提了个问题，说的是苏格拉底越狱还是不越狱的问题，人是应该服从于自然的肉欲还是应该服从道德的戒律的问题。”

　　“我想，这个问题在康德那里是回答不了的”，大虫在一旁插嘴道，“比如说吧，嫖娼这样一件事情，自然是符合肉欲原则的，那么它究竟符不符合康德所谓的道德呢？康德所谓的道德与古希腊哲学家所谓的伦理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邓晓芒先生也说了，伦理是受很多东西限制的，例如风俗、习惯等等，而在康德那里，道德的行为必须是在自由意志的前提下作出的，遗憾的是，康德只规定了前提，却并没有很好地规定这样一个行为的效果，只是很笼统地讲，这个行为必须对自然界发生有益的影响，何谓有益的影响呢？康德并没有说。如果将这个问题换成：嫖娼这种行为符不符合伦理？那么事情就变得好办多了，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比如我没有妻子，我去嫖娼，这是可以被理解的，如果我有妻子，我的妻子却不能很好地满足我，我去嫖娼，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同样是可以理解的。”

　　“不对不对”，宋博士也道，“卖淫这件事到底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这个问题让康德来回答是回答不了的，它首先是人之自然天性为满足其生存欲望所从事的一项活动（当然也有满足虚荣心的，这就另当别论了），符合自然哲学的合目的性原则，其次这种行为完全是出于自由意志（除非是有组织的强迫卖淫），再次，这种行为符不符合道德律的要求呢，也就是说，它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我们不知道，得不出一个结论来。如果从有用性而论就不会有这么多麻烦了，它可以满足人的生存需求，同时也可以满足客人的性欲需求，是有用的，所以是一件好事，不过它也可能传播艾滋病，艾滋病对于人体来说不但不是有用的，反而是有害的，所以有时候它也是一件坏事。不过对于实用主义，学者们也提出了许多质疑，比如金岳霖就说，好的东西一定是有用的，有用的东西却不一定都是好的，毒气室可以毒死人，有用吧，纳粹却用它来屠杀犹太人。有用的东西也不一定永远都有用。所以，个人认为，实用主义这种东西更多地应该在民主政治和教育方面发挥作用，至于说到完全替代形而上学，它还没那个能耐。”

　　“你这样说是有严重问题的”，我道，“如果要依据康德学说对卖淫作出是非判断，很简单，‘按照你所愿意其成为一条普遍法则的准则来行事’，你认为卖淫合理，你愿意你亲人卖淫吗？你愿意嫖，你认为每个男人去嫖都可以接受吗？很显然不行，所以这事很显然不对。稍稍看过一下《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也该明白这些。卖淫这类问题的是非判断，根本就用不着道德形而上学，普通的道德理性知识就可以解决了。如果你不相信我，尽可以去请教邓先生，看他怎么说。从这两个错误可以看出你没有认真读书。读书必须虚心涵咏，基本的文本要用心读过，然后才有发言资格。还有你对实用主义的误解。实用主义的真理标准不是流俗的有用无用，而是据一个命题对其所关联的情境能否发生实际影响而判定其真伪，实际上‘实用主义’是一个误译，Pragmatism应译为‘实效主义’。要知道实用主义跟现象学和分析哲学一样是二十世纪最重大最复杂的哲学思潮，拥有多位代表人物，多种理论形态，而新实用主义在当下学界影响极大，岂是粗粗一看就可妄下断语的。”

　　宋博士道：“说到‘依据康德学说对卖淫作出是非判断’，我的意思正是你所谓的‘根本就用不着道德形而上学’，所以我才会说康德的形而上学是回答不了这些问题的。至于我愿不愿意我的家人卖淫，这就更加可笑了，我的家人卖不卖淫这和我的意愿没有任何关系。”

　　这次争论不欢而散。差不多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我都没有和宋博士说一句话。

              

              

第九章 关于怀旧的意识流

        

　　发现邓晓芒先生的讲座还有一个特殊的功用，就是催眠。晚上熄灯以后躺在床上面听是很舒服的。

　　讲座录音的题目叫《中西生死观》。讲得很好。不说中西了，就是中国和西方不同历史时期以及同一时期不同思想流派之间对于生死问题也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中国人从总体上来说还是受儒家的影响比较大，不太谈，也不愿意谈论死的问题，道家呢，把生死都看得很淡，佛教空宗更是连这个问题本身也取消了：“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西方不一样，西方所采取的姿态或者说策略是关注，不论是关注生的世界还是关注死后的世界，不论是采取禁欲主义的姿态来关注生还是采取享乐主义的姿态来关注生。而西方人关注生说到底还是关注死，生是为了个人幸福，如果现世没有幸福可言，就到彼世中去寻找，而彼世的幸福又必须以现世的善行来允诺，对死的畏惧或对死后世界的向往实际上形成了一种生产力，无论是精神上的还是物质上的：“人的伟大就在于他认识到自己的可悲。一棵树并不认识到自己的可悲”；“让我们想象有一大群人披枷带锁，都被判了死刑，他们之中天天有一些人在其余人的眼前被处决，那些活下来的人就从他们同伴的境况里看到了自身的境况，他们充满悲痛而又毫无希望地面面相觑，都在等待着轮到自己。这就是人类境况的缩影。”这一点在中国没有。就像余华在《活着》里所表达的，千百年来，大多数普通中国人只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至多是为了孝养父母、传宗接代。所以中国社会在精神上的生产力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改革开放三十年，将国人的感性闸门砸开，可理性的闸门还死死地关着，纹丝不动，启蒙主义的光辉还远远没有照耀到国人的心灵。目前国人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只要一点风吹草动就集体暴怒。拜鬼是不对的，鬼子是屠杀了中国人民的，他们是不承认这一点的，那好，咱预备起，一齐去反日。历史上屠杀中国人民的多了，一个个地反，你反得过来吗？并且在绝大部分时间里都是由中国人来屠杀中国人的，所以最应该反的倒是中国人自己才对。如果说鬼子屠杀了中国人民，美国人同样也屠杀了日本人民，不论正义不正义，杀人都是滔天罪恶。杭州有个退休妇女，因为救助因工致残的农民工，荣获十大“平民英雄”称号，可好景不长，有个人在论坛上发一帖子，说她扣押了资方赔偿给那位农民工的20多万救命钱，导致他没有及时得到治疗而死亡，并且还以援助为名，中饱私囊。还将这位“平民英雄”家的电话号码公布到了网上，结果她家的电话就被打爆了。基本上是开口就骂人的。最后闹到法院，判决结果是并没有证据说明她扣押了救命钱。还有前不久发生的五名警察打死人事件。也是根据信息的变化，人们的倾向不断发生着改变。还有股票，也都是从众心态在作怪。大部分国人因为其填鸭式单一性教育的背景，还不具备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人云亦云。这样的民族即使未来在经济上达到与其人口数量相应的地位，如果到国外去仍然喝醉了酒就撒酒疯将一沓钱往服务员的脸上一扔大叫“老子就是有钱”，也还是无法得到世界相应的尊重的。

　　终于拿到了《莫雷尔的发明》。一口气读完，确实如博尔赫斯所言，这是一部完美的小说。这是一部讨论永生、灵魂和不朽的科幻小说。“我”来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上，岛上有一个博物馆，还有一座教堂，一个游泳池，我在博物馆的地下室里发现了一台奇怪的机器。不久，岛上突然出现了一群不速之客，“我”很快便爱上了其中的一位女士，可是他们却对“我”的存在视而不见，这引起了“我”的疑虑。接下来发生了一系列奇怪的事情，首先是出现了两个太阳，两个月亮，“我”发现岛上的不速之客在肮脏的游泳池里游泳，停电期间他们又同时消失不见。“我”终于解开了这个秘密，原来这一切都源自于莫雷尔的发明，也就是“我”在地下室里看到的那台机器。小说写于1940年，作者也许受到电影、电视的启发，设计了这样一种机器，它有点像录像机，但它“播放”出来的画面却是立体的，可触可感，只不过都是过去活动影象的复制品罢了。“我”意识到“我”所钟爱的女士也许已经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了。最后，“我”将“我”自己也复制了下来，并与莫雷尔所摄制的影像重叠在一起，“我”为此付出了代价，“我”的皮肤开始溃烂，五感也全部丧失了。但“我”并不为我的死感到惶恐，因为，我”与“我”所钟爱的女士一并得到了永生。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地方的所有东西都不是永生的。作者在小说里也强调：通过复制形象的做法，并不能得到永生。我想，这个问题已经在《攻壳机动队》里得到了解答，既然肉体是没有办法不朽的，那么，也许思想可以，那个电影导演便把自己的思想装到一个硬盘里，被人在旧货市场里发现。书也不是不朽的，书的封皮会烂，纸会破、会霉，但是书所传达的思想却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思考得到了永生。《莫雷尔的发明》便是其一。

　　哥哥的爷爷奶奶住在平房里，那时候还算是武汉郊区。我每次去，奶奶都会端一碗热腾腾的北方饺子给我吃，想起来口味和现在自己包的还真不大一样，关键是佐料没有那么香了——主要是醋的香味，那种特有的醋的香味，很难形容，总之那种味道和煮熟了的肉的味道是一种相互催化的关系，越吃越想吃，而现在的调料是机械化生产出来的，和面皮和肉是互不理睬的，吃起来也像是在完成一件必须的工作那般生硬，我的舌头只是在为我的胃做着牺牲。和饺子同样印象深刻的是奶奶的死亡，不过比起饺子来这件事要简单得多，前一次看到她躺在床上，说不出话来，后一次再去的时候她便真的说不出话来了。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死亡的情景。只是，我意识到我原来也会死亡的时间要晚得多。小时候我经常去医院，我将出入于各种诊室，为各种仪器所摆弄视为一件乐事，在医院里，我听过失去亲人的家人的哀嚎，看到过各种各样身体有残缺的人，我自己也曾被推进过手术室，手指被激光开过，还做过各种各样的过敏测试，我觉得定期去一次医院是幸福的，因为医院是最接近死亡的地方，多去那里走走，会对这个东西有更深的认识，当这个东西摆在你面前的时候，不至于显得过于慌张，失了尊严。后来我爱上了天文，于是我又知道，原来在死亡之外，还有一个更加可怕的宇宙，死亡至少是可知的，而宇宙，连它有多大都没人知道，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没有目的的地方，作为自以为是的人类统治着一个狭小的空间。关于死，先哲说了很多，而我只对帕斯卡尔的话很欣赏：这无限空间的永恒沉默使我感到由衷的恐惧。

　　《Lady Chatterley's Lover》里Mellors对Constance说的话：“让我们为别的东西活着吧。我们别为挣钱而活着，无论这钱是挣给自己的，还是挣给别人的。现在我们是迫不得已。我们迫不得已为自己挣一点点钱，而替主子挣一大堆钱。我们不要再这样做了！一步步地不再这样做。我们不必咆哮漫骂。让我们一点一点地，丢弃这全部的工业生活，走回家去。至于钱，只要一点点就够了。其实，每一个人，无论是你还是我，无论是老板还是主子，甚至国王，都只要一点钱就够了。只要下定决心，你们便可以挣脱出这泥潭。”

　　二十二年前的冬天，我出生在武汉市3510军工厂附属医院的一间病室里。我对我出生的情景毫无记忆。只是开始有记忆的那段时间偶尔会梦见穿过一条幽暗的走廊，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如今，侧卧的时候还能听见心跳，它是那么蓬勃有力，我总害怕有一天再也听不到。也是开始有记忆的那段时间，一个男人的身影开始出现在我的记忆里，我叫他爸爸。那天，我正坐在床上看电视，是那种十七英寸的黑白电视，我知道电视柜的门后面有两袋巧克力，所以每隔几秒钟，我都要将柜门打开视察一番，看看它们是不是还在那里，确认无误以后，再关上。“是这个孩子吗？”一个陌生的声音。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声音的出现对我接下来将近二十年的生活所产生的影响和意义，因为当时我只懂得电视柜门后的巧克力对于我的意义。爸爸和妈妈经常带我出去玩。有一次，我正在奶奶（后来我才知道应该叫外婆）家的墙上涂鸦，他们就来了，而这一次的兜风过程现在已经被另外一次和爸爸单独去兜风的情景所取代，我坐在二八式自行车的后座上，我们一直骑到能看到牛犊的地方，那个时候真正的城市并不大，我们看到一头正在吃奶的牛犊，这种动物比狗要大许多，也许之前已经在识字卡片上见到过。在拥有自己的房子以前，爸爸妈妈并不和我住在一起，每天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就是从爷爷奶奶家跑下楼，跑到不远的集体宿舍那里，要爸爸把我抛起来，落下，再抛起来，我很享受这种感觉，直到很久以后被过山车所取代。我对自己的身高很感兴趣，每隔一个月都要站在门框旁的墙边，在头顶的部位用彩色铅笔刻一道记号，我长得很快，很快便将幼儿园的其他男生甩在了身后，我第一次感到了优越感。因为幼儿园的老师姓赵，我便带头叫她“灶马子”，在武汉话里是蟑螂的意思。我们那幼儿园中午是要午休的，所以会有寝室，我和另一个小朋友趁着没人的时候把自己当成了跨栏运动员，在一张张床之间跳来跳去，还把抽屉里的棉花絮都倒腾出来，结果被罚留校，直到爷爷奶奶来接我，并且给我送来一块威化饼干，我觉得那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一件事情了。每逢星期六的时候小朋友们都要搬张板凳到阳台上去玩，阳台下面是个花园，花园里有个花匠，是个老头，看到我们骂他，便用浇花的软管朝我们洒。那个时候我经常做同一个噩梦，主角就是这个老头。“糊鸡”也是武汉话，大概是由“糊汤鸡”简化而来的，是我给一个小朋友起的外号，有一次他因为在水塘边上走掉到泥坑里面去，我也经常在水塘边上走，却从没掉下去过，于是我再一次感到了优越感。我一共测过两次智商，一次是三岁时，一次是二十岁在网上测的玩的，两次结果都一样，114，不是天才，也不算白痴。可我不会吃鱼。准确地说，三岁时在幼儿园吃鱼被鱼刺卡过一次以后，我就再也不吃鱼了。只吃白饭。还有烧饼。喝牛奶。骑车送我上幼儿园的是我爷爷。回家的时候，每次他都会给我买一个烧饼，或是长的咸的，或是圆的甜的，当时的物价，五角一个，可惜我现在已经不大喜欢吃这种食品了。当年的烧饼摊在许多年前已经变成了一个集贸市场，有一段时间，市场的门口出现了一对卖铁板牛肉的夫妻，肉用的是极鲜嫩的，往铁板上一摊，抹上油，翻面，烫到七成熟，加番茄酱、孜然，香气便吸引来一大群人排队，最后放的洋葱也很关键——这也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后来我再也没有吃到过如此伟大的食物。最有趣的游戏就是放风筝了，让爸爸从竹床上撇几根竹子，绑成王字形，再粘到很薄的纸上面，牵一筒缝衣服的线，有风的晴天，爬到楼顶平台上（过去住的房子楼顶是可以上去的，有时夏天停电，就搬张竹床到那上面去睡，很凉快，要盖厚毯子），可以放得很高，弄张纸做成环状，套到线上，传上去，叫做“打电话”，那时的天很蓝，真的很蓝，这种快乐是今天只会玩魔兽的少年们永远体会不到的！永远！我是一个不太容易动感情的人，可是看《天堂回信》的时候，我动了感情。很奇怪，一个儿童片，却从始至终贯穿着“死”的主题。陌生人的死，小白鼠的死，爷爷装死，售货员爷爷的死，爷爷真死，使这部影片笼罩上了一层诡异的气氛。“爷爷，有天堂吗？你死了会去天堂吗？如果我想你了，该怎么办呢？”孩子的问题是天真的。爷爷的回答也是天真的：“有，有天堂的。如果你想我了，就写一封信给我，我是邮差，我一定会第一个收到的。”因为爷爷的溺爱养成了孩子的任性，祖孙可以尽情地打闹，下棋，对一休那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休息！休息一会儿”和“一休哥！嗨，就到这里，就到这里吧！”共同的记忆，终于形成了对远归的母亲的疏远，这也都是我所亲身经历过的，爷爷主动离开，孩子给爷爷买生日贺卡的时候，我们看到，孩子终于克服了任性，爷爷去世，孩子当然很伤心，便用风筝给爷爷寄去了贺卡。这个故事是很完美的。而我们今天正是缺少了这样一种东西，我们已习惯于为一种空无的思想，一种激进的乌托邦而动感情，我们正在错过我们身边最为珍贵的东西。有趣的事还有养蝌蚪，我养的蝌蚪从没变成青蛙过，原因是水里没放沙子，蝌蚪闷死在裹在身上的膜里了。还有养蚕，它们吐的茧五颜六色的，煞是好看，我很喜欢看蛾子交配，母蚕产完卵就死去了。夏天的趣事还有和哥哥一起做冰淇淋吃，把奶粉冲好，加糖，摊凉，倒在模具里，盖上盖，放到冰箱的冷冻室里，过几个小时再拿出来，大勺地挖，比哈根达斯好吃多了。做过的最邪恶的事情，包括将活苍蝇包在纸里烧，把老鼠放在水里淹，老鼠会装死，第二次不动弹了才是真死。最惬意的事则莫过于到一个老头那儿去理发，那老头使用剪子的手法十分奇特，每剪一刀，便将刀柄往我脑壳上重重一弹，“啪”地一响，那感觉真实有趣极了！要说儿时的梦想，大概是歌手了。过去那种在缝纫机上使用的线通常都会绕在一种蓝色的塑料圆锥体上面，有时候用完了我就拿过来当成麦克风来使用。我常常光着脚站在饭桌上唱，穿着开裆裤在阳台上面唱，戴着墨镜在澡盆里面唱，现在，我想我这辈子都不大可能当上歌星了，还是老老实实地做我的书虫吧。

　　“人既不是天使也不是禽兽。但不幸就在于想表现为天使的人却表现为禽兽”。

　　我上的小学过去是海军学校办的，所以便将水手服作为学生的校服，每周一的升旗仪式是一定要穿的。学校经常选拔一些学生练习军体拳，还让我们穿着校服到处去表演，我也是其中之一。那时候我是个很要强的孩子，受到一点批评便会受不了，当然，也很得老师，特别是语文老师的器重，如果哪一次作文课少了我的作文，肯定会被视为一件咄咄怪事，我写作的自信就是那时培养起来的。我们班换过三任班主任，都是语文老师。对第一任语文老师印象最深的是一年级的时候她就让我们抄生字，一个字抄一百遍，我那个时候写字很慢，所以经常抄到凌晨一两点钟才能睡觉，这种折磨的后遗症是很严重的，至今我还是不能熬夜。第三任班主任是个老太婆，胃只剩下三分之一，由于第二任班主任生小孩去了，自高奋勇接替的，她上课提的每个问题我都把手举得高高的，由于很少有其他人举手，她也总是会点到我，这种偏袒的后遗症也是很严重的，直到上了初中我还听到原来小学的同学在私下里议论这件事。最喜欢上的课是生物课，这个一直延续到初中。各种生物实验是很有趣的，比如解剖鱼什么的。还有自然课，教自然的老师是个外八字，常常摆弄一些小发明，比如热气球什么的，当然是不载人的，不过那东西飞不高，一上去就给烧掉了，没有现在市面上卖的孔明灯好。还有历史，我觉得从小学到高中的历史老师都长得差不多，简直是同一个人。最不喜欢的当然是数学了。因为我们都害怕数学老师。有一次，一个胖乎乎的同学（我和他一起在那所海军学校里学会了游泳）在练习本上划了个大叉，又在旁边写上“不要”二字，于是，数学老师便在全班同学面前，在他的脸上打了个大叉，他那惨烈的哭声至今仍回荡在我的耳畔。我也被数学老师罚过站，不过有一次我跟一个同学打架，手被那个同学咬了一口，数学老师引着我找遍了学校的教师宿舍，说是人奶可以消毒，虽然最后还是没有找到人奶，但我还是很感谢她。由于我的数学是在这样一种严酷的环境里得到启蒙的，所以，自打上了初中我的数学成绩便直线下降，后来发展成为数学恐惧症，看到抛物线、正弦反切什么的就头痛。体育课老师也是魔鬼。也不知怎么就得罪了他，想起来了，大概是我们将他的儿子戏称为“投篮”（他姓涂，涂在武汉话里念投），他便将包括我在内的四名同学称作“四大害虫”，上课时别的同学在那儿玩，我们只能在太阳底下罚站。初中正值减负喊得最响的时候，作业没那么多了，我便是从这个时候看起外国小说来的。当然，每到周末，踢球是少不了的。我们有时在海军学校的操场上踢，有时在宿舍之间的树林子里面踢，就把树当作门柱，因为大家见我守门的技术还不错，所以我便常常摔得鼻青脸肿地回到家，有一次还被一个同学的门牙磕到了后脑勺，好像还流了血，吓得大家急忙把我往医院送。前不久，我又去那片多年不见的树林子看了看，那些树大多还在，只是旁边的宿舍已经破败不堪，没有人住了，当年踢球的那些少年们也都不知到哪里去了。

　　穆旦《诗八首》之七：“风暴，远路，寂寞的夜晚，丢失，记忆，永续的时间，所有科学不能祛除的恐惧，让我在你底怀里得到安憩——呵，在你底不能自主的心上，你底随有随无的美丽的形象，那里，我看见你孤独的爱情笔立着，和我底平行着生长！”

　　“科学的虚妄——有关外物的科学不会在我痛苦的时候安慰我在道德方面的愚昧无知的；然而有关德行的科学却永远可以安慰我对外界科学的愚昧无知。”

　　第一次看到“纸器社会”这个词，是在郑渊洁大叔的《大灰狼罗克》里，其中有一集，死了百年的罗克被科学家复活，罗克问现在是什么时代，科学家列举了一大堆与纸有关的东西：文凭出生证驾驶证死亡证，最后罗克自己总结出来，这是纸器社会，罗克不愿生活在纸器社会，于是他朝墙撞了过去，可墙是充了气的软墙，罗克想死也死不成，这么多年来，这一集故事一直过目不忘。如今的年轻人，喜欢体育和网游的比喜欢文学的要多得多。文学太老了，年轻人不爱看了，我年轻的时侯，还没有网游，只有红白机超级玛丽恒斗罗，只有郑渊洁，看郑渊洁的孩子，作文都能拿高分，所以每一次作文课我的作文都能被当作范文朗读，我对此感到非常的荣幸。小学做过的最勇敢的一件事是小学一年级还是二年级的时候，在众目睽睽之下，亲了女班长的脸一口，结果同学们吓坏了，都跑去向班主任报告，班主任没批评我，倒是对同学们说，他不是有意这么做的。谁知道我是不是有意的呢？她有些胖。看来我与费里尼的性取向差不多。还有一次上劳动课，我带了衬衫，同桌的女同学带了盆，老师说你们俩只好搭伙洗了，我觉得这是天意。什么？我才不早熟呢！六年级的时候还有个同学为一个女生闹到要跳楼的地步呢。绝对不是我！听说他后来个子长得比我还要高，到一个很偏远的地方，好像是马房山中学上学去了。对了，他之所以跳楼没跳成，是因为有个人把他给拽了下来，把他拽下来的那个同学现在在加拿大做牙医。做过的最危险的一件事是，和一个外号叫流氓大亨的同学爬到我们那块地方当时最高的一幢建筑物的顶楼上玩。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上初中的时候，看到他像孙悟空一样拿着铁棒子领着一大帮子初中生（可能还有小学生）正要去打群架。第一次从高年级不良少年嘴里听到“婊子”这个词，我总以为那是一种水表之类的什么东西，我一直弄不懂水表怎么还会发臭，为此我迷惑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最盼望的事情莫过于晚上放学回来，坐在电视跟前（此时电视已换成了彩色的），一边吃妈妈煮的热干米粉，一边看《圣斗士》、《北斗神拳》和《足球小将》，现在再看极乐世界篇，觉得好无趣，不过就是一通关游戏而已。盼望的当然还有假期——中国孩子的春游、秋游倒不如说是野餐会，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第十章 宋博士的笔记本

        

　　醒来发现mp3已经自动关掉了。

　　又是一个星期天。

　　好想在床上多睡一会儿。

　　昨天回忆起了好多往事。

　　现在竟然都不记得了。

　　他们呢？

　　好像都出去了。

　　还是起来吧。

　　肚子好饿。

　　咦？这是谁的方便面？

　　应该是宋博士的吧。

　　反正现在食堂里也没卖的了。

　　不如索性——

　　管它的！他都一个星期没和我说过话了。

　　吃他几口面，他也不会再多说几句的。

　　嗯，好香啊！

　　真好吃！

　　咦？宋博士的笔记本。

　　看看他都写了些什么。

　　宋博士笔记本里的内容：

　　我一直以为德国民歌“好久不相见”在哥德堡变奏曲的主题里，后来通过阿申在音乐会上的介绍才知道那是第三十变奏。我最衷爱的一个唱片版本是古尔德1981年的录音。开头第一段的主题，老迈的大师用一种慢得可怕的速度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地敲击着琴键，让人怀疑他是否有足够的体力弹完此曲，随着一个重重的锤键，第一变奏开始，大师好像又变得和二十六年前一样年轻了，时不时出现在音轨里的轻声哼唱，有如鬼魅般迷离，老年的古尔德完全沉浸在内心的愉悦之中了，面对死神的召唤他竟能表现得如此从容淡定！尽管已是凌晨，我迷迷糊糊地躺在床上，不知CD是否已经放完，我只能借助于听觉的惯性隐约感到演奏还在继续，仿佛演奏家亦已随着无穷尽的乐音滑入到星辰的璀璨之中，进入了永恒。——小勉

　　每一个人都会去一个地方，我希望我要去的地方是个图书馆。是的，我是个作家。人们都这么称呼我。这只是个空洞的称号。人们记住的只是我的名字而已。我死后，人们还会偶尔提到我的名字，而我则被彻底遗忘了。我生前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名字而做的，我自己却什么也得不到。我是我名字的傀儡。并且我不再想写下去了。我累了。声名把我拖垮了。我舅舅有家小店铺，他看见我整天无所事事，便让我来看店。小店主要经营皮具，生意很冷清，看的人多，买的人少。倒是旁边的性用品商店，每到晚上，总有那么两三个中学生鬼鬼祟祟地跑到柜台前面问：“那边那个娃娃多少钱一个？”第一次感受到牝门之美，是怀着强烈的好奇心在《家庭育儿百科全书》上见到的，至于脸红了没，心跳了没，皆已忘记，只记得当时是肯定没做坏事的，只觉得用笔画出来的图总不解渴，总是想着看看真家伙。那一年，书店的贵重书架上摆满了人体艺术画册，我自然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便随手挑了一本翻起来，旁边站着两个店员，总在那儿小声说着话，我只听到她们说什么：“这么小就……长大还怎么得了？”搞得我怪不好意思的。人家汉武帝的厕所里面还站着一排侍婢呢，要我就肯定尿不出来。有人说中国现在正处于一个拜物拜金拜权的时代，需要一场文艺复兴或者启蒙运动，在除去了一切形式的权威主义之后，要重新肯定理性，肯定个人，肯定平等，肯定自主的选择，“至于选择有没有限制的必要与可能、多元是否涵盖着相对主义、怀疑主义，则要看我们准备给多元主义什么样的道德限制”，“在满足这个世界对我们的种种要求之后，我们是否考虑为自己做